十戶個案的研究報告：(1)「後樓梯鋪」的異質空間(differentiated spaces)—潘拾園藝

「後樓梯鋪」的異質空間(differentiated spaces)—潘拾園藝

研究員：陳劍青

研究助理：李維怡

社區研究進行期間：2007年11月-2008年2月

個案：興華街23號後樓梯舖

個案背景：

潘拾，現年70歲，在深水埗做不同的小生意，包括小販和園藝，已有30年。潘伯多年前已用積蓄買了現址，作為一個小小的儲物室，讓他可以將不能放在小小的家中的營生工具，都放在該處。以前做小販時，他用現址存放木頭車和一些工具、貨品；現時做園藝則用以儲存大型園藝工具、殺虫劑、肥料等。現時潘伯的顧客包括了本港不同的花卉、花園、公園等。

現時由於潘伯年紀大，在地面的後巷舖令他可以方便拿取大型工具，不怕上落樓梯發生意外。現在面對重建，潘伯年紀很大，如要高一點的樓層會走不了，因為他最長的工具足有11呎， 擔心走太長的樓梯會平衡不了，發生意外。故，他以往只找地舖的後梯，因可使他不用走樓梯，這亦是他難以再找到同類地方的原因。潘伯亦曾試過找工廠大廈，唯因年紀老邁，加上患有心臟病，有時工具太重會負荷不了。他廿多年前在舊舖，拿著工具往青山道或地鐵站乘車也頗方便，在現址他已經走遠了很多。

潘伯不識字，多番收到房協的通知也不知發生什麼事，亦未見房協的職員曾與他解釋，直到房協頒佈《收回土地條例》之前三天，才被房協叫去「簡介會」，之後很快就被房協告上法庭，告他「霸佔官地」。潘伯多年前已用積蓄買了現址，現在樓價颷升，潘伯已無法再在附近找到負擔得起的後樓梯檔。

「外來者」

潘伯一碰面就單刀直入地引領我進入他某種地理的分類，如樹狀繁多的選擇中，他拉著我由寬闊的長沙灣興華街，向左拐入兩旁大廈都已貼滿「交叉」的元州街，再挑選當中某條潮濕的後巷裡面兩道鐵門的其中一扇(見右圖)。接著，他講了一個有關「後樓梯舖」的故事。

圖片來源：陳劍青攝, 2007. 11. 1.

對研究員這個外來者來說，很好奇處於後樓梯的「舖位」將會是個什麼地方、裡面藏著什麼鮮為人知的玩意、空間如何利用等。可惜在同時，另一個外來者──香港房屋協會（房協）──那遙遠的眼眶內，「後樓梯舖」彷彿不曾存在。

潘伯就是這個後樓梯舖的業主。廿四年前，他跟這裡的業主買了這座住宅大廈的後樓梯入口位置，放置工作用具。拿著一紙當年的買賣收據，他說：「廿幾年前，這種類型的舖位都好多，深水埗同九龍城都有‧‧‧那時英國政府邊好似而家咁緊，管束鬆好多‧‧‧我們當時都是以一種信任來買賣的。」這些以信任和社區情感而形成的後梯舖生存空間，在今天卻因房協的生財模式而被否定，「房協話我雖然是俾錢買的，但係都係『霸』番黎喎。」

重建區內的的確確存有不同類型的舖位，都是以社區關係建立而成的；房協卻刻意否認這種社區固有的特質。面對這硬套的歸類邏輯，潘伯直斥：「我唔係偷，亦唔係搶﹗亦唔係霸佔！！若果話我霸佔，無辦法，應該拉我去坐監，但係事隔廿幾年後先黎話唔承認我的地方﹖我就唔服啦。」

舖‧生活‧身份

當潘伯繼續道談他的舖位，過程中勾起了很多很多他舊日的辛酸經歷。今天遊走港九新界當花王，並把各種日常工作的種植器具放置在此舖的他，原來早於80年代已在深水埗當熟食小販，為了存放熟食檔的器具，他特意買了這個後樓梯舖方便他在附近開檔，生活必須要依賴這個置存空間，否則那些大型的工具，例如小販車，必定無處容身。

繼而，他憶述了當時在內地走難到香港做熟食檔的心境，無奈與堅定：「唉，當時(六、七十年代)大陸搵極都唔夠食，偷渡左落黎香港，英國政府(港英政府)拉我唔緊要，係我應該既，我都係落黎搵食‧‧‧落左黎已經無諗著走，首先幫親戚係廣東道賣魚，賣賣下自己走左出黎幫其他檔賣，到八四年自己開檔做熟食，賣腸粉燒賣。」潘伯的經歷似乎與平常聽見的「典型香港故事」大相逕庭，在七、八十年代迷戀經濟發展及股票市場的時候，他卻在社區努力賣魚、賣腸粉、賣燒賣。

他這種基於經驗建立的「搵食心態」，表達了一種注重生活多於生財、著重使用多於交易的生活態度，後樓梯舖的簡單樸實，也就是他這種生活態度的最好空間載體。在潘伯的生涯故事裡，也顯現出一種「知足常樂」的價值觀，而不是商業社會強調的「不斷利潤增長」、「不斷往上爬」的價值觀，因此他的生意不會不斷擴張。然而，只要賺夠就好的生活態度，在面對重建時，卻成了一種「過錯」（房協指他的舖位是「霸佔」），而這個代表了他三十年的勤勞工作的小空間，在整個市區重建政策的眼光裡，卻是一種沒有交換價值、不能用錢計算的東西，也因此，潘伯三十年的勞動，被判為一種根本不存在的東西，一種不存在的記憶。在政府的眼光裡，像潘伯這樣的庶民的三十年，猶如一片空白。

人文地理學家Cresswell就敏感地指出，這種對地方記憶的抹殺，有深刻的社會意義：「記憶看似私事──我們記得某些事，遺忘其他事。但記憶也有社會性。我們讓某些記憶消逝，不給予任何支持。其他記憶則獲得宣揚，以表徵某些事物。建構記憶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透過地方的生產…地方的物質性，意味了記憶並非聽任心理過程的反覆無常，而是銘記於地景中，成為公共記憶。」（Cresswell, 2006:138）

如果用Cresswell的框架來思考潘伯的個案，再想想重建區將來會出現的高樓大廈，我們就會明白現在的市區重建政策所推動的發展思維，對於整個舊區的空間記憶的抹殺是什麼一回事。在潘伯的個案裡，他深深體會到這種對記憶抹殺的工程，即使在地方未消失前，已在不斷教育市民「忘記」這個地方──不時在興華街聽到路人對重建區指指點點，聽到那些「阻礙發展」的說法。然而，潘伯是一個著重生活實質的人，他知道記憶不等於一切，問題是人們如何生活下去：

「我唔係反對發展，發展係好，如果房協重建這裡時照顧大家的需要，在未來預留地方給我繼續謀生，我絕對歡迎。」

從潘伯這個講法可以又一次體現他著重生活多於生財，著重使用多於交易的心情，他並非要政府一定不可以拆他的後樓梯舖，亦非要用錢（賠償）來交換，他只是想繼續在深水埗這個生活了幾十年的地方，用到一個小小的儲物空間，來過他知足常樂的生活；他不反對發展，只是認為他有他的「繼續謀生」權利，不應被侵犯。由這種講法，我們可以輕易理解為何潘伯要參與一個不要賠償，只要一呎換一呎的「留低方案」。

欺負模式改變的切身歷史體驗

潘伯能夠和盤托出香港小販在殖民管治下的謀生史。他與妻子共同在長沙灣的街道上賣了將近十三年的熟食。在初期的市政局時代，「個陣時拉小販好少拉，拉都是十一月的事，都係N字頭既差佬拉。」他甚至聽過有一檔賣蛇舖，有執法人員試過走到蛇檔前，直接向他取走一條蛇，然後就免了向蛇檔發罰款傳票。這樣的定期式(一年一次)掃蕩與「合法性貪污」，反而讓小販得到了生存空間。

可是，「由80年代到97年，政策好似逐漸收緊，佢地愈拉愈多，傳單一張愈來愈貴‧‧‧拉又拉多d，將近唔做既時候(97年)，我地一日俾人拉左兩次，拉完我一陣又拉埋老婆，唉，我都係為左搵食咋。」隨著97回歸的期限將近，他們的生計再得不到港英政府的憐憫，97那年，老公與老婆坐在警署內對望，潘伯問警察：「你唔係已經拉左一次啦咩﹖」警察辯稱並不是他的部門負責。在這種長期被警察威嚇的日子裡，他感到這一行再無逗留的空間，唯有藉著轉營，告別殖民統治。然後，經歷了一年當保安的日子，便當花王直到現在。

這段經驗對他具有什麼意義﹖潘伯自信地表示，他的經驗比任何人更能宏觀地定位各種管治模式的問題與欺負成分。七十歲的他，經歷過四個時代的統治：

「第一個，國民政府。以前個時代重係用緊十個鄉一個里，十個里一個縣的政制，法律同權力都無法下達，引致d地方土豪割據。個陣時d 地主土豪好惡，我親眼見過有個人入左個地主塊田偷蕃薯食，捉到之後當眾把他捉上船，推落河槍弊，係丫，好殘忍架。」

「第二個，共產黨。個陣時唔知點解，搵極都唔夠食，連食都冇得食既時候，邊度重有人民支持個政府。」

「第三個，殖民政府。雖然政府經常打擾我哋嘅生活，但我都係覺得殖民政府比較有少少人性，至少我有地方可以謀生。」

「第四個，就是特區政府‧‧‧」

他認為在以上四種社會制度中，最具侵犯性及欺壓成分的莫過於是特區政府。他說政府在市區重建中使用「高壓手段」，如《收回土地條例》之類，逼使市民交出他們的財產。比起國民政府那種「為保障私人財產而侵犯」，他認為現今這種「為侵犯私人財產而侵犯」更來得「可恥」。

「由市民來定義公平」
對於認為潘伯他們是「阻住發展」的人，潘伯非常激憤：「發展是好的，但這種方式重建卻是不公平的發展。」

「政府話要將香港發展為曼克頓，成個世界都係得一個曼克頓之麻，係唔係先‧‧‧咁你(政府)整到樓價很高，香港d 舊樓摌哂，大陸有錢的人落黎買樓，成個香港都係富裕的人。咁窮個d 點呀﹖走哂番大陸呀﹖咁樣公唔公平先﹖」

的確，潘伯的個案顯示出，社會性的「欺負」事實上就是不公平的社會經濟重新分配方式。現在他所面對的特區政府所使用的方式，是最「文明」的，因為是一種以發展為美名的社會經濟重新分配，而且以潘伯的經驗看來，他深切體會這是從低下階層那裡拿走資源再分配給已經在賺大錢的發展商。然而，這種潘伯看來的不公平模式，卻以葛蘭西所言的「文化領導權」（hegemony）的形式，以法律、規章、條例、政府宣傳等形式，以一種「正義」的姿態來取得社會上許多人認同，並反過來指責像潘伯這樣被欺負的庶民「阻住發展」。因而這種「欺負」模式是隱性的，讓像他這種庶民被欺負的實情在公眾前隱形，於是他在被欺負了後還要被其他人貶損他的個人品格，受到雙重打壓。故也難怪，在他心目中，這種欺負更為不能忍受。

「推土式發展」霸權開始失效

潘伯的訴求很清楚，就是向現今的城市發展要求一種公平的視野。要打破在市區重建中硬套的分類；尊重他們在社區謀生的權利；停止特區政府在重建中侵犯街坊的生活。否則，潘伯預示著歷史的重演，「舊時既社會制度唔公平，咁咪起革命囉。共產黨個d 咩三八步槍、個d 爛鬼衫，都可以打贏左國民黨幾百萬（大軍）。」

「一個統治者不顧人民，激嬲左人民，暴亂就會發生。」這是他對政府最具經驗的忠告。

事實上，如果拉出社會整體的視野，市民近年對於那種假其名「發展」而刻意抹殺一些公共記憶，並且無視庶民生活需要和記憶的「發展」政策，已開始敏感起來，而且其不滿也儲存了足夠可以引發像利東街、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那樣持久並堅決的保衛行動，而潘伯在面對重建後，也了解了這些問題，而且過去數年也多次出席相關的支持行動，並也獲得其他地區的爭取人士的理解。故此，潘伯得出這個的結論和忠告，也實非子虛烏有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