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戶個案的研究報告：(5)一生被迫遷多少次－－新忠花店

一生被迫遷多少次－－新忠花店

研究員：李維怡

研究助理：范沁榆

社區研究進行期間：2007年11月-2008年2月

個案：福榮街494號閣樓

個案背景：

「新忠花店」的主要業務是花牌及花籃製作，花牌的製作包括送貨和在現場裝嵌。花店之取名，乃是黃先生的父親與黃先生的名字，各取一字而成，現在黃父已仙遊，剩下黃先生一人經營業務。黃先生經常覺得，他爸爸的字寫得比他好，黃父仙遊後，他仍保存一大疊其父寫的「圓包」（即是已寫在硬紙板上的字），並經常臨摹練習。新忠花店在現址營業前，黃先生與其父在元州邨建立了十多年業務和社區網絡，其後因元州邨重建迫遷，黃先生選擇現址，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讓他可以繼續與青年時認識的街坊朋友聯絡，易於探訪，保存其社區網絡。

現時的單位樓底很高，適合做花牌所需的較大空間，而門口可以直出樓梯口，令到大型的花牌可以直接送落樓梯。地方大令黃先生可儲存舊貨準備循環再用、儲存原材料、儲存單據文件、製作花牌的空間，這樣成本也可以降低，適合現時市道大不如十年前的花牌行業。

在新建築樓宇中，即使是附近的唐樓，也難以找到樓底高的閣樓，更難找到可以直出樓梯的閣樓門口。如在其他的樓宇經營，一來花牌必定無法入電梯，二來如果找不到直出樓梯的閣樓門口，則花牌必定要在樓梯間轉彎，而大型的花牌生意是無可能在這種空間經營。再加上現在樓價颷升，而宣佈重建後周邊舖位封盤的有加租的有，若要找相若租金和面積的新舖位，則需要離開這區，而租金只會更貴，生意成本就會大增。可以說，黃先生已根本無法找到其他相若、可以營業，而又可以負擔的舖位。

黃先生十幾歲開始就跟隨父親從事這一行業，廿幾歲正式學藝，這門手藝是他唯一的謀生技能。如果迫他搬去成本跳升幾倍的地方，與迫他結業無疑，這樣亦即是迫他失業。同時，黃先生十分注重生活中的人倫關係，一生人也面對了兩次因迫遷而分離的苦況，今次是第三次，故，他可以選擇不要賠償，只希望可以留在原區，與這兒的街坊在一起。

一生迫遷多少次

黃先生今年五十歲，這次是他人生中第三次事先無被諮詢的迫遷事件。第三次（亦即今次）面對的問題，上面已簡單敘述過，我們現在可以先看看他的前面兩次經驗。

第一次：黃先生至出世至約三十多歲是住在油塘的公屋邨，後來重建，他便不情願地搬到牛頭角公屋去：「搬下一個又少一家…那一層樓又少了一伙，那兒又少了一伙…心裡都是不舒服囉，街坊走呀…小時候都一起玩的嘛…去街上打波子…下去下棋又係…有時…在樓梯口捉棋…擺張棋紙…就蹲在樓梯口…」黃先生在談的是他三十多年的社區網絡，一下子就不見了。

第二次：黃先生與其父以前在元州邨街市有一個門市和一個倉，十多年時間，大概就是黃先生約二十五歲至四十二歲的期間。在元州邨的時候，兩父子經常出外送貨也不關門，完全信得過街坊，同時左右店舖的街坊也經常過來聊天，小動物又往來於不同戶之間跑來跑去。黃先生很喜歡小動物，又喜歡與街坊聊天，他總認為自己懂得的不多，多聽長輩經驗或與街坊聊天，會學習到更多。對黃先生而言，那段時間是過得很快樂的。想不到，父親過世後，十多年後元州邨要重建，身為舖戶的他，只好找地方搬。

搬家時，他與樓上和左右舖戶都有互相幫忙，搬過來現址時，是一位已搬了去海富邨的街坊，特意回來幫忙的。而當年決定租下現址，也是因為很接近新的元州邨，所以可以容易回去探望街坊。

今次是第三次了，黃先生受到這般滋擾，實在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在他五十年的人生中，兒時在油塘建立到廿多年的社區網絡不見了，青壯時期用十多年建立的社區網絡也消失了一大部份，一直與他同行的父親也仙遊了，現在雖然閣樓舖中只剩他一人與他的愛貓，但樓下仍有不離不棄的街坊，走出門口依然不到十分鐘便可見到元州邨的舊街坊。假如今次重建再次迫令他因為經濟的原因離開這兒，就只是迫令他又再面對一次離別的慘痛。

再者，以他的資金如此微薄，他就算被迫去另一個區，也只好找舊區，那即是說，不知何時又可能再遇重建，如此，叫一個人怎樣生活下去呢？

在一項1998年所做的研究當中，特別指出了是都市設計的議題上應注意到：「我們需要在居住、生活的場所環境中，去與周圍的人與事物建立長久而有意義的關係，使我們對周遭的人及地方有方向感、歸屬感，繼而產生安全感，隨著我們對環境有整全的理解，便能對其產生感情深厚的關注、關懷的投入關係。」（郭，1998:vi）

然而，在黃先生的個案中，我們卻可以清楚見到在現行的城市規劃的概念中，根本沒有庶民的位置，庶民們可以被規劃者按照他們的意思移來移去，或者招來或者踢走，彷如他們是物件或積木，不會對周遭的環境和人產生感情聯繫，又或者即使有感情聯繫，也被視為可隨意被規劃所割斷。因為，在經濟只可不斷增長的發展意識形態下，這些無法量化或計算的「人倫關係」就顯得毫無價值。然而，如果以上述研究提出的重點來看，這種「人倫關係」正是對地方產生關注與投入參與的基石，否定了這種無法量化的「人倫關係」，也就等同否定了關心社區的公民的出現，其後果，相信亦非人所願。

小動物與黃先生的社區網絡

若問黃先生他生活裡最重要的是什麼，除了工作、家人和街坊外，相信最重要就是他的小動物了，而這些小動物，又是黃先生與街坊溝通的橋樑。

在元州邨時，黃先生與街坊溝通的其中一大功臣，就是小動物。其實，黃先生曾在年幼時養過小狗，後來小狗不見了，他很傷心，造成心理障礙，不敢再接觸小動物。後來在元州邨時，有個倒垃圾的街坊在垃圾房拾到一隻初生貓，便叫他養，叫著叫著便幫他克服了心理難關開始再養小動物。後來黃先生經常拾到被遺棄的初生貓，便會到處請街坊收養，還千叮萬囑，若街坊變卦不再想養就記得要通知他，不要就此掉棄。後來別人都不養了，他便唯有自己養，因為擔心貓被人送去愛護動物協會後，若無人收養便會被人道毀滅。於是店裡多了小動物，街坊又喜歡留連逗逗貓，又成了一個「社區泡點」。同時，由於黃先生酷愛小動物，又很懂得與小動物相處，而舊區（包括舊公屋邨）內的小動物又會到處流動，部份小動物會經常往黃先生的花店跑，於是令到黄先生認識到牠們的主人，而小動物的打理又成為了黃先生與街坊的恆常話題。

元州邨重建大搬遷時，有很多貓被遺棄，他見一隻收養一隻，養到健康了就送給別人，希望小生命延續下去，不要因為重建而流離失所。現在，黃先生也經常會照料受傷的流浪貓及收養別人丟棄的初生貓或小貓，並且會保持牠們的清潔和健康，而區內的街坊有養貓者，貓生病時也會去請教黃先生，有時黃先生亦會帶著藥酒去「出診」替街坊的貓治病，當然亦因此而熟絡了街坊。當面對第三次重建，黃先生最擔心的，其實也是他的小貓們會流離失所。

其實，除了黃先生，在大眾膠輪的周先生和菜檔的羅小姐的個案中，我們都可以見到在舊區中人與小動物共存的包容空間。在這種空間裡，我們見到，人嘗試與其他自己未必可以順暢地溝通和控制的生物之間，尋求和諧共處、互相協作（猫可以幫忙抓老鼠）的空間。然而，在禁絕動物的新區裡，這種空間和溝通的學習，就會越來越少，人在成長過程中所學習的溝通模式，就會越少，相對也會增大了無法面對自己無法控制的事物的缺撼。

多元世界的環保廣告工程

黃生的花牌製作工程，其實是早期資訊沒有如此發達時的廣告。除了紅白二事，像盂蘭盛會、太平清醮、店舖新張等，花牌都是有廣告和招徠的效用的。筆者無意貶抑資訊科技的發展，只是資訊科技的發展，似乎暫時只是造就了有錢的財團可以利用電視或報紙雜誌賣廣告，其效應就是，在該店或行業所身處的社區以外的人都要來光顧。

相反，花牌的廣告效應，必然是社區性的，就只是招徠會在社區裡出現的人。在利潤必須不斷增長（請注意，不只是「有利潤」，而是要「不斷增長」）的意識形態中，花牌當然是落伍過時；但是，若從社區經濟、社會文化多樣性的角度看，也不難理解以前用花牌的年代，為何有如此多小店可以林立，為何有較多人可以用一盤小生意來養起全家人。

同時，花牌這個廣告製作工程，本身除了需要甚大空間製作和人工高以致可能構成高成本外，其他的物料也大都是可循環再用的物料（竹、紙），只要每次換上不同預製件即可，因此，成本是較低的。這樣，除了需要賣廣告的人的成本較低之外，所需物料會耗用的社會資源相對也很低，可算是一種環保工業。從這個角度看來，無論是從社區經濟的角度，還是從節省地球資源的角度來看，花牌製作的行業在社區裡的運用，其實是應該受到鼓勵的。

空間使用的信念：「協調式管理」與「規則式管理」

上述所談到對庶民的隨意搬遷的都市規劃態度，故然對傳統低成本低利潤的行業來說，是隨時會造成很大打擊，此處不贅。然而，據黃先生的表述，其實都市空間的管理意識形態，也充滿著對舊街區裡的傳統手工業的不友善。

黃先生以前在屋邨時，香港政府對公共空間的管理未有如斯沒有彈性和嚴厲，故雖然兩父子經常會在街道上製作花牌，也不會遇到太多的阻撓。然而黃先生感覺到現在的情況有所不同了，以前在屋邨，節日可以容許掛大型花牌，現在卻因商場及管理公司不允許，所以不能做了。他認為現在的管理實在「太嚴」，應該要「先了解下人家」再決定。他認為，應該要讓人在街上擺檔或者做小小工程，這樣條街才會旺，只要大家自律──讓出道路給行人，弄髒了便自行清理，「收檔洗乾淨地方再搬回舖裡」──就會「你好我好」。他認為大家，包括商舖和管理者（保安、警察、食環）應該要好好「互相協調」，管理者不應該「去到咁嚴」。

事實上，警察和食環署人員對於舊區的管轄，都較新區為鬆。這本來是好事，因為有許多由社區約定俗成的空間使用，曠日持久，已成為社區文化的一部份，一個空間可能不同時段不同用途，或同時有多種功能，這些都會由社區內部的不明文俗例和協調去約束，體現出的是一種社區的活力和自我恢復、發展的能力。然而，在新區，這種情況就截然不同了，所有空間都是有指定的功能，萬一有非這個指定功能的事情發生，執法人員／管理人員就會干預，結果，那些作出非指定功能的人，還可能會有法律上的後果。

新舊區的分別，某程度上體現出來的，就是黃生口中的「協調式管理」與現代社會的「規則式管理」之不同。前者是基於一種積極具肯定性的世界觀，相信人具有協調能力和意願。後者則是一種基於消極否定性的世界觀，相信任何事只要付諸帶有罰則的規則就可以保證有某種效果，所以人與人之間沒有也不需要有協調的能力和意願，因為「協調」有著太多未可預知性，不能控制，會花去太多時間和精力，若然發生衝突，就更麻煩了－－簡單而言，就是「不夠效率」。

然而，其實一個社區中的不協調，甚至衝突，根本不應被視為「不夠效率」，反之，更應該積極面對。路易士.科塞(Lewis Coser)在他的經典作品《社會衝突的功能》（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中指出，口頭衝突比口頭認同，特別是即刻的認同，更有連繫人們的功效。在衝突中，人們得更努力溝通，衝突的基本規則會慢慢將角力雙方拉攏。科塞指出，即使雙方最後達成了協議，彼此的觀點往往會變得更明確，彼此的認識也會更深刻。(Coser，1956)如此看來，不論是互相協調或是互相衝突，其實都是一個社會達到平衡的必須過程，而不是一味由上而下地強調「和諧」，社會就可以真的有「和諧」。然而，不論互相協調或是互相衝突，歸根究底都是要人花時間去處理人倫關係的，而似乎在香港的當代情況裡，舊區的生活模式，更能潛移默化地令其居民學習並具備此種品格。

兩個問題

讀畢黃先生的個案，相信細心的讀者會發現至少有兩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如果這個社會的文化是認為：當人處身於自己不能控制、不能預測的事物或其他人之間，若需協調，就等同於「費時失事」的話，那麼這個文化賦予一個人的「不費時失事」的事情，到底是什麼呢？為何那些事情，可以具有比「處理人倫關係」更為高的價值而須優先處理？我們在用何種準則，去評斷這些價值的優次呢？

二）一般人都會認為拒絕遷出舊區的居民，都是一些「頑固」，或者「守舊」，或者「怕面對變動不居的世界」的人。這裡，我們即管先不談為何一些人要在沒有協商的情況下，遵從另一些人所製作出來的「環境轉變」。即使不談這些，從黃先生的故事裡，我們看到的舊區生活，卻是不斷要面對各種不可計算的生活變數，不斷要花時間與自己不同的人去協調，亦以自己的步調去切合著環境的轉變。同時這些與人協調的過程，也會成為一個人成長期間一面自我反照的鏡子，讓人的成長裡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參照基數。換句話說，若非一個由上而下強加的推土式重建的發生，舊區的生活是可以自我調適和發展的。

反而，現代商業社會過於著重可計算和可預測性，進而將所有協調空間刪去，轉而將硬性的管理規則寫入各種空間裡，卻很可能令到裡面的人，除了「按本子辦事」之外，失卻了與未知的周遭協調和對話的能力，人在成長過程裡也失卻了許多參照基數。因此，很可能現代社會的計算邏輯下培養出來的人，是更沒有能力去「面對變動不居的世界」。

據此，我們的社會發展在進一步觸碰任何舊區之前，似乎應該全盤重新考慮舊區的生活形態，在現代商業社會裡的存在價值，才可開始摸索未來可持續的發展方向，到底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