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戶個案的研究報告：(9)意想不到的青少年中心–富貴城電子遊戲機中心

意想不到的青少年中心–富貴城電子遊戲機中心

研究員：王潔萍、李維怡

研究助理：陳穎妍、范沁榆

社區研究進行期間：2007年11月-2008年2月

個案：青山道395號地舖連閣樓及天井

個案背景：

楊先生由1984年剛出來打工就是從事娛樂事業，從事過的行業有「波樓」（桌球室）、「齡場」（保齡場）、「機舖」（電子遊戲機中心）。他用打工得來的積蓄接手了當時僱主在大角咀的一間機舖，這就開始了他第一次的機舖生意。三年後，到紅磡接手了另一間機舖，但生意不太理想，所以，再返回大角咀。不過，楊先生指出由於大角咀的經營狀態太複雜，於是在1997年，有行家退休出讓富貴城時，他就接手經營。自此，他的深水埗機舖生意，就足足經營了十多年，扎根在現址，還在附近買了樓與家人居住。

楊先生的店面連天井及閣樓共約900呎，存放使用中及待維修的大型遊戲機、存放單據及文件、有換錢櫃位。另外，由於居所就在這一帶，上下班十分方便，晚上來當夜更，也可省回聘請員工的資金，亦因近住所，所以多了時間與家人相處。同時，因有大量唐樓居民及蘇屋邨的街坊，客源穩定。

富貴城在深水埗實不只十年之久。楊先生接手的不單是富貴城的舖位，還有它的舖名、牌照、內部裝修和設計，以及它在深水埗的歷史和已建立的顧客網絡。至於其它行業相關的網絡，例如：遊戲機批發代理、維修、客源…，楊先生一一都掌握了，並投放他的全副精神在深水埗經營富貴城。

由於重建令大量居民搬走，令店舖業務大跌，導致本來正在供的一層在附近的住宅單位也要放棄，一家三口要由業主變成住宅租客，而且居住單位變小許多，重建可謂令他一家生活質素大跌。

楊先生表示，申請遊戲機中心牌照的條例十分嚴謹，包括機舖須坐落於全商業大廈而非商住大廈；一百米範圍內不許有學校，亦不許有第二間機舖等等。固然，這樣會很難找店舖，但即使找到新舖，牌照是跟地址而不是跟店號，即是說，只要楊先生一搬，牌照就要重頭申請，將會等很久，亦未必申請到。

況且，現時的舖位面積非常大，可容納十幾部大型遊戲機，附近當然也已找不到這種面積和租金的單位。現在樓價颷升，而宣佈重建後周邊舖位封盤的有加租的有，若要找相若租金和面積的新舖位，則需要離開這區，但那些地方又不會比這區旺，租金又只會更貴，生意成本就會大增。而且他也缺乏資金進行大型宣傳招攬客人，即使能解決牌照問題，要重新建立營商基礎與社交圈子將很困難。如果離開此地，楊先生多年的顧客／朋友網絡將毁於一旦，他近年受重建引致的壓力弄得一頭白髮，客人都笑稱楊生為「老爺」，可見其擔憂之沉重。另一方面，深水埗的年輕街坊亦將失去一個廉宜、好玩又不會「學壞」的好去處。

楊先生已經接近50歲，他指出要熟識一個行業並不是一兩年的事情，不能說轉行就轉行。若要轉行，重新學習、去進修另外一行，要有很多年適應一個新行業才可以獨立，否則只有虧本。現在楊先生與其他參與留低方案的街坊一樣，希望可以留在原區，繼續服務仍在這個舊區的街坊。

經營態度一：寓工作於娛樂

楊先生選擇接手老行家於深水埗的機舖生意可謂得到「天時、地利、人和」。

楊先生一出道就從事娛樂事業，而七、八十年代香港正藉受日本「打機」熱潮的影響，「打機」成為大、小朋友的娛樂。打工期間，楊先生替老闆打理生意，當中累積了不少經驗和行家的網絡；更學習到要掌握遊戲機的潮流，清楚知道「邊隻game好玩、反應好否」。楊先生做了十多年機舖的生意，越做越高興。他說，這項機舖生意是「寓工作於娛樂」，每次新遊戲出現，他都必須試玩遊戲才入貨，以保證好玩和受客人歡迎。同時，有些熟客會與他一起「連機」齊齊玩，讓他可以從事既讓人快樂，也令自己快樂的工作。

經營態度二: 老實經營

其實，每間機舖的收入都全靠顧客的消費能力。所以，最關鍵的是調較每一部和每一局遊戲機的價錢。為了吸引更多街坊老友記來光顧，富貴城每局遊戲的定價比較低，若旺角三元一局，富貴城會是二元一局。另外，楊先生更強調一個做生意的原則：「老實」－－每一部遊戲機都可以預先調較遊戲的易難程度。不少機舖老闆為了「賺快錢」，都會把遊戲調較到較難的程度，客人輸得快，便要再投幣再玩一局。但楊先生則把遊戲調較到較為容易的程度，不會佔客人便宜。

經營態度三: 以客為機友

富貴城的顧客來源都依靠廿多年來前東主和楊先生的耕耘，在這個社區建立了穩定的顧客和擁蠆。相比於大角咀和紅磡（只有斷斷續續的兩三年），他喜歡深水埗和來社區內的客人，他形容這個社區的顧客都是「斯文人」、「後生仔」，這亦是他在深水埗經營機舖生意十多年的重要原因。

富貴城大部份的客仔都來自蘇屋邨，但樓上唐樓的一些住客其實是富貴城的「豪客」。這些常客習慣每天到富貴城打機和跟楊先生聊天，「像飲慣了奶茶一般」，每天定時定候來富貴城。而且，他們亦十分「豪爽」，以打機為樂，一打就幾小時，每次消費少說有「一百幾十」，據說因為他們的生活沒有多大擔子，其父母早年已買下唐樓物業，沒有供樓的負擔，所以，到富貴城就是他們每天的娛樂。

楊先生跟顧客十分熟絡，無所不談。楊先生在區內十多年，看著一些熟客仔的成長，由中學至大學至工作。他跟這班年青人甚為熟絡，若有空，他們會來機舖聊天，或約楊先生一起去唱卡拉OK、「篤波」、購物消閑。由於楊先生熟習遊戲的玩法，有時要「連機」時，他都需要提供「戥腳」的服務，與顧客聯手應戰。故，除了老闆的身份外，楊先生更是顧客的「機友」。另外，楊先生也笑說有些年青人（有時是兄弟，有時是朋友），在店內打機有時會不服輸，繼而口角，如果他在場，就會以長輩的身份去調停。

經營態度四：好鄰舍，好生活

對楊先生而言，好的小生意生活，還不單止顧客，而是與隔鄰左右的關係。

雖然，富貴城與其他附近的店舖是沒有關係的行業，但是，這個社區就是容許許多不同的行業聚集起來。楊先生說：「大家是隔離鄰舍嘛！我同麗華（洋服）經常都有傾偈。他們現在搬了過東京街，他們都是由紅磡搬過來！我們什麼都傾，傾生意、傾細路…他的孩子大過我的的孩子，他常問我孩子讀書如何，是否需要他的孩子替幫我的孩子補習…」。此外，楊先生與附近的瓷磚舖、茶餐廳等都很熟絡。

意想不到的社區中心－－釋義「社區網絡」

訪問員做訪問前，還擔心不懂得和一個「機舖老闆」傾談，但一見面，才知楊先生是眾街坊中說話聲音最小的其中之一。楊先生也戲言，很多人都有錯覺，以為機舖老闆都會很粗魯，或者是黑社會，但其實，如果是這樣，那間機舖就「太雜」而導致沒有客人了，所以許多機舖老闆，其實都是像他這樣子的。

如上所言，其實機舖不單只是楊先生的生活和業務，也是他自我娛樂和為社區服務的一個空間。如上述，遇到使用電子遊戲機中心服務的青少年之間有口角時，楊生會出面調停，但不是一個社工，而是一個長輩。

一個社工和一個長輩之間，當然是有分別的。「社工」是一個受薪而每天有固定時候在某個地方專職處理某些社區事務的人，除非個別的社工刻意將自己整個生活融入在該社區內，否則，他對於社區而言就是一個功能性的「外人」。

「長輩」則是一個不同的概念，長輩並非受薪處理社區事務，他身處這個社區內，本來就是有其他事情要做（楊生的個案就是一個機舖老闆），故此，當這個長輩嘗試處理社區事務，或者做一些令自己的利益沒有得到全盤申張的事（楊先生的個案顯示，他並未因想多賺而將遊戲機調校到很難玩的級數）他正在做的是多過他被期望的「本份」的付出。這種付出其實是一種奉獻，亦即是不能以「薪金」量度和交換的東西，因此就顯出了其特別的地方。換句話說，「服務社群」在楊先生而言是生活中自然形成的狀態。

再看楊先生與鄰舍的關係，也是非常良好，甚至其他街坊會問他的孩子是否需要補習。如此交叉編織，即是說，一般人理解的大型社區中心的許多功能，本來就分散但有連繫地存在於舊區裡，形成一個自發地因生活需要而衍生的網絡。

這就是「社區網絡」的精妙之處。

最重要的是，正因其自發性，因其嵌於社區生活的內核裡，所以它能衍生一種，不論專職化、功能化的社區中心或社工專業，都完全無法代替的力量－－以日常生活的重覆性而培育出人自發互助的互惠精神，而非一種去到社區中心「獲取服務」的被動與純粹「獲取」的狀態。

政策問題：社區共享投資基金

如此，會讓人得出一個對政策的問題：

現時政府提倡的「社區共享投資基金」，其實就是將一些公帑拿出來，叫一些專業社工去令到社區裡面的一些街坊成為另外一些街坊的資源。

然而，從這個深水埗重建區的例子看來，就非常有趣－－如果不清拆重建的話，這兒本來就是「社區裡面的一些街坊成為另外一些街坊的資源」，為何要特意使用公帑去編織一個難以用外力去編織的網絡呢？

筆者無意貶損社區中心的功能和價值，只是想指出：假如現實情況如此，政府對市區重建和社會服務的政策，是否該因這種認識而有所調整和配合？至於如何調整和配合，則亟待另一個仔細的研究去調查了。

體現重建政策的割裂

雖然，《市區重建策略》中寫明的首要目標之一，就是保存社區網絡，與改善生活。然而，楊先生面對的困難，則顯示了市區重建現在的執行手法，是與那些「主要目標」不相符合的。

如果我們理解到「社區網絡」的意義的話，應該了解到，若重建後要保存社區網絡，應要配合一個全面處理因重建而衍生之社會問題的執法方式，而不是在公營機構裡，一堆人只負責賠償，一堆人只負責安置，一堆人只負責規劃……而將一些整體的社區問題，人的生活，全都割裂成官方片面理解的東西，否則居民就要繼續面對不同的部門都說「不關我事」這種「踢人球」的官僚制度，而聲稱「以人為本」的市區重建亦無法達成它的目標。

因為，在各行各業，都有不同的需要，會因重建而面臨被破壞（例如車房或重型五金行業需要可停車的門面，或如楊先生的遊戲機中心牌照不能搬遷的問題），但一個社區正要靠不同的行業共事而存在。面對楊先生因重建而被迫面對的困難，負責重建的房協職員就表示自己「不是牌照科」，不會幫助他，並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楊先生自己的問題，與重建無關。

鄰近的華語地區台灣，不論政府或規劃師都已認知到：「社區規劃不是在建造一個僵硬、固定模式的社區環境，而是要有效組織社區空間單元，促使社區住戶凝聚一個日常生活上、行為上、感情上和心理上，具有一種地域認同社區，依存、歸屬與參與意識。」(蕭，2002：5)

社區更新的規劃，不是在一塊空地上畫圖，而是要全面地面對某個區裡的各種需要與問題而做的工作，因此，必然會牽涉到不同政府部門的功能和職權範圍。一個負責重建更新的公營部門，肩負著「保存社區網絡」的主要目標，應有責任去全面地經營一個社區網絡之保存；而一套有誠意的市區重建策略，應該要指涉政府各種政策和部門之間，應如何互相協調配套，來處理可能遇上的問題。

由房協職員對楊先生的處理來看，目前在市區重建的執行團隊中，明顯欠缺了這種全面的視野和承擔。

保育園地

富貴城的外牆，最近門面加了一塊大板，名叫「保育園地」。這是楊先生的傑作。目的是收集居民的心聲，保育城市舊區。「因為政府很多時候，唔理三七二十一，把舊的東西都全掉去。唔識欣賞舊古董，全都掉到垃圾桶。所有的舊街都有歷史的價值，都係由祖先留下來，經過幾十年慢慢匯聚成一個區的特色。現在政府一聲重建就把它們都破壞了。所以，保育園地的目的是提醒他們。」

對於政府現行的做法，楊先生認為不單不是「保育」，更是「拿喳」手段：「成日恐嚇你，哇，向天台婆婆講：若你唔走，一日罰你一百蚊…！報紙都有報過！受不了如此大壓力是好多街坊終於搬走的原因。」因此，楊先生常比喻，關注組現在抵抗壓迫，堅決留下來，就猶如打機要連機時一樣，大家一定要齊心合力，始可「過關」。

如果理解到楊先生的日常生活，應該不難理解，楊先生要「保育」的，是一種生活態度和方式的可能性，而不是建築物。在這一點上，又與政府在鼓吹的「保育」理念大相逕庭，因此，才會提出「留低方案」，提出不用賠償而只想要留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