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戶個案的研究報告：(4)經社區確認的空間使用者－－朱記報紙檔

經社區確認的空間使用者－－朱記報紙檔

研究員：李維怡

研究助理：王曉君、許芷盈

社區研究進行期間：2007年11月-2008年2月

個案：K20青山道404-406號地下樓梯檔

個案背景：

朱記報紙檔是由朱家三兄妹經營，從爺爺年代開始，橫跨三代到現在，已有約50年歷史。

朱記現時可以貼牆及樓梯口擺放報紙、雜誌。夜半次日報紙到達時，可利用空曠街道摺報紙。另外，青山道有分單數則及雙數，雙數是巴士站的集中地，檔口在巴士站後面，而且重建前周邊有食肆(部份更是廿四小時營業)，故，容易招徠街客。朱小姐三兄妹現時住在附近，可以三人輪流看檔。朱記的顧客，也就包括了左右鄰里、的士司機（附近為交更地點之一）、巴士乘客（正當數個巴士站旁）、保安員等等。

朱記現時無需交租，亦只需幾十呎地方，但本區最小的舖位也有百多呎，如果變成租舖，便要挨貴租，兼且得物無所用。再者，朱記已在此幾十年，如搬離這區，則會失卻了社區網絡和業務網絡。至於朱小姐，她從小學五年級就開始在報檔幫忙，到現在主力看檔的朱小姐已經49歲了，轉行非她所願。

由於年代甚久，街坊之間也信任，朱記可以充當街坊的消息傳播站，另外由於後期三兄妹決定廿四小時營業，自然地成為了街道的看守者及唐樓的看更。

企業以本傷人．小報販沉著適應

「我爺爺在五十年代從大陸走難來港，當時有很多人都會用紙皮箱在這類樓梯底霸位做檔仔。阿爺臉皮薄，不夠膽霸位，這個檔以大約一千元左右的頂手費買回來。當時買一個麵飽只需一、兩毫子呢…這位置不屬於業主，又不屬於政府，我們不用交舖租…」朱小姐唸小學時是下午校，五年級時己經開始在早上到檔口去幫手。

朱小姐父親的年代，報紙都是五毫子一份，當時大部份人每次都不只買一份，有的一次會買四、五份報紙，「最高紀錄試過有人一次過買十三、四份呢！」由此看來，賣報紙在朱爸爸而言是一份好工，雖然日出前便要開工，可是只要賣光所有報紙便可以收工，通常十時左右，比起現在大部份香港人的工作時間來說倒是難以期及的。

朱小姐小學畢業便正式出來看檔，當時報紙加價為一、兩元一份。為了增加收入以應付物價上漲，朱記和其他報販一樣，除賣報紙，也開始賣雜誌。此外，他們還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當時是七十年代，亦即香港快速工業化的年代，開始有大量基層市民成為工廠打工仔，許多人的生活作息時間與以往不同，報紙售罄的時間比以往晚得多。為了盡快把報紙賣完，「拍拖報」便在報販界流行起來。「拍拖」是一個報紙促銷的手法，即是將一分大報（例如《明報》、《東方日報》等）搭上一份馬經、狗經或娛樂報等小報（例如《天下》、《星報》等），加在一起以半價一拼出售。不過，報紙何時開始「拍拖」則由每個報販自行決定，要視乎報販何時想快些收工。

到了八十年代，報紙賣三元一份，朱小姐謂那時報業是最「好景」，百花齊放，各有風格及角度。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因通貨關係，報紙價已漲到六元一份，但由於互聯網開始普及，工廠大量外移，職業開始大量散工化及短期化，基層市民收入越來越不穩定…種種原因，令到報販的生意受到打擊。

當時，報業出現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混戰－－朱小姐一家，也被迫捲入這場大混戰，混戰情景之一，就是大家今日熟悉的賣報紙送膠袋送紙巾的方法，這種令成本上漲的促銷手段流行起來後，迫得報販們的成本都上漲。

身為報販，朱小姐當然會記得報業界最大的「以本傷人」事件，就是1995年蘋果日報創刊，出血大割價至三元一份，還不單止，有些報紙如《東方》和《太陽》，隨了減價外還會附送超市現金券。當時報紙銷路亦好起來，不過朱小姐頭腦很清醒，她當時已很明白壟斷的結果只會是「短暫的低價」。歷史也證明了朱小姐的判斷，當年報業市場上的數個巨頭壟斷已成定局，令到許多小報停刊之後，很快報紙就又回覆六元一份的價錢，而市場就當然剩下為數不多的報紙了。

然而，問題還在後面：報界市面上出現更大的「以本傷人」事件－－免費報紙，發行量更高至一百萬份 ，令到報販們承受更大的銷售壓力。於是，朱記和其他報販一樣要開拓財源，於是除了報紙，他們還會賣接近一百款雜誌，又會賣香煙、香口膠、紙巾、打火機等小小的隨身物品。同時，也因為貨越來越多，報檔不能像以往般朝行晚拆，於是，三兄妹商量後，便決定輪流廿四小時通宵營業，生活又艱苦了許多。而且，由於年中無休，三兄妹甚少三人共處，大家也沒有什麼假期。

從朱記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在以「盡賺利益」的企業意識形態所帶來的惡性競爭下，報販們工作時間的自主失去了，假期也失去了，連基本的盈利也要步步為營，被迫跟著大隊以提高成本的方法來促銷。比起朱小姐幼年的年代，現在的社會明顯是對此等小本經營的檔仔，更為不友善的。

街道的看守者．被照顧的街坊

在朱家兄妹無法掌握的宏觀經濟環境下，他們被推入了一個更艱難的生計之中；然而，舊區裡的人倫關係，仍可成為他們面對此等冷酷環境之部份屏障。

朱小姐小時候開始出來幫手看檔時，早上一早四、五點朱爸爸會帶她去茶樓飲早茶，而那些茶客也就是多年來的街坊和顧客，又有許多是流動小販，有賣菜的也有賣魚的，故朱小姐自小就認識許多在區內居住或工作的街坊。由於她自小就在現址看檔，有些街坊是看著她長大的，有些則是與她一同長大的。同時，由於朱家兄妹通宵營業，加上印刷那邊又會先送貨給他們，所以他們比便利店還要早有報紙賣。因此那些上夜班或半夜收工的人，如旁邊停車場的夜更保安叔叔、收半夜三點的茶餐廳哥哥、半夜交更的的士司機等，都時有光顧。這些很多都是熟口熟面的熟客，有時即使不光顧，也會聊聊天，街坊飲完茶會特地留個包給她，又或者會將報紙上的購物贈卷留給她。蘇記茶莊搬過來後，又會請她吃茶葉蛋。整個日常看檔的生活，除了坐著等客人、看看書看看雜誌外，還不時有些小驚喜。

在空間的使用方面，朱記的報攤位於大廈的樓梯入口，由於不想阻塞通道，於是利用樓梯兩邊柱位，向高空發展，自己設計一些木框當貨架，貼牆而上，街坊只要不投訴，就可以繼續用。同時，舊樓的設計又有大騎樓，遮陰又擋風雨，成了天然的物質保護層。這樣形成一個半公半私的空間，街坊每天出入都要經過這樣一個「過渡」空間，而且看得出來是刻意經營至方便街坊行走的空間，如此每天步過，自然會增加親切感。

反過來從一個街區的角度看，朱家在此已約50年，已成為不明文的街道看守者，在通宵營業後，更加如此，儼如街道保安員一樣。此外，原來許多熟客在不開心時，「即是像家裡不開心呀，失戀呀」的事，會跑過來朱小姐檔口，擔張櫈仔與她談心，問她意見，於是她除了看檔外，也免費兼職社區輔導員，報紙檔除了是外來消息的發放站，也是區內的一個情緒舒緩站。「不過我當然無理由講人家的家事給你聽啦。」──如此口密，怪不得街坊要找她談心。

反過來說，這些不明文的義務，又繼續容許朱家兄妹使用這個不用付費的經營空間－－香港地價高昂，在報販生意被出版企業的競爭推向艱難的年代裡，社區的不明文確認，也結成了一道安全網的力量，保護了他們的生計。又再翻過來看，在報業大混戰的年代，其實在區內的報販爭奪戰，並非由朱家主動發起，而是在其他大一點的報檔發起，朱家只是被迫參與。從發生競爭時沒有第一時間採取攻擊別人以利己的反應來看，朱家似是在意識裡含有社區規劃學者蕭家興所講的「社區認同」：「用共同的善來界定社群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生活看作是對社群之善的體驗，並以社群之善做為自我的認同。」（蕭，2002:19）

而這個社區安全網的力量，在房協進行重建，並已頒佈《收回土地條例》，強行將所有重建區內的地權收歸政府後，就更明顯了。街坊們組成了關注組，一起面對難題，除了大眾膠輪的長女周小姐外，朱小姐是關注組中的積極份子，承擔了許多義務。除了深水埗區外，更一起關注其他面對重建的街坊。由此可見，這個社區網絡不單保護了弱勢者，更成為一種共同的社會參與，成為監察官方機構行事的力量，而且這不是網絡上、傳媒上的喧囂而已，更是直接現身，親身參與的監察力量。

如是，社區的力量其實也是社會民主化的其中一環(最近各大黨派的區議會議席爭奪戰可見證這一點)；如此推論，也令人擔憂，政府不顧此等社區功能而要剷除舊區，決意要建立鼓勵人閉門閉戶的新社區，其志之堅，除了經濟理由外，恐怕也還有其政治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