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研究範疇一：社區網絡與社會貢獻3.4分析之3.4.2

3.4 分析：社區網絡、貢獻精神及社會學習

3.4.2主動參與和互相依存：貢獻與學習作為一種基本生活態度

然而，上述3.3 「無處不在的社區中心」，當然有異於那些設備先進齊全的社區中心，然而設備不齊，其實也等同要求大家各盡所能，主動參與。如果比對一個有先進齊全設備的社區中心的用家，顯然K20-K23這兒的「無處不在的社區中心」，在要求著一種更根本的社區互惠精神。

譬如大眾膠輪的例子，周先生三個女兒都是在街道長大的，小時候，周先生夫婦見到附近有人需要協助，便會叫女兒前幫忙，這種工作與生活不分的「幹／活」空間，讓周先生夫婦有機會以身作則，他們的待人接物、社區關係、辛勞工作都看在女兒們的眼裡。相對來說，即使建立一個新的中下層住宅區，將所有孩子集中在社區中心，這樣，就是將照顧孩子的責任，從社區街坊的身上拿走而外判了給專業社工，如此產生的效果，則未必是家長之間熟絡，而是家長與社工之間熟絡，與該社區裡面自發形成的生態有很大的差別。

再者，如果參照上述周先生夫婦在街道上養育三個女兒的方式，也會與在主流社區中心裡的教導方式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孩子在街道上雖有其他孩子作伴，平時在學校也是與年紀相若的孩子一起，但街道生活裡也有大人，有許多事情發生，作為孩子成長的參照系統；但社區中心照顧孩子的方式，與學校一樣，是一至兩個社工面對一大群孩子－－兩種方式對孩子的成長有絕然不同的影響。其次，周先生夫婦是教導孩子在生活裡遇到有需要幫助的人，便要馬上伸出援手，這樣作為一種生活的基本態度和方式；而學校和社區中心裡，「幫助有需要的人」的機會，會出現在特別安排的、與「日常生活」有一段距離的「義工活動」中，這些「義工活動」在孩子們心目中，可能與讀書的科目、校服要整齊一樣，未必與他們的內在世界相連。

在周先生的大女兒身上，也能很明顯地見到這種街道生活教育的良性結果－－在發現重建原來是「大件事」的時候，周小姐是第一個主動伸出援手去協助其他街坊的人，幫忙不識字又被房協發告票的伯伯；協助不會看官方文件的街坊等等，在正職工作以外要辛勞地處理街坊個案。這種無償勞動看在很多人眼裡，也許覺得她特別心地善良，或者特別「看不開」，但如果理解到她在深水埗街道上長大的過程，她現在的做法實在是自然不過，順理成章。

我們可以再看楊先生的例子，如上述，遇到使用電子遊戲機中心服務的青少年之間有口角時，楊生會出面調停，但不是一個社工，而是一個長輩。

一個社工和一個長輩之間，當然是有分別的。「社工」是一個受薪而每天有固定時候在某個地方專職處理某些社區事務的人，除非個別的社工刻意將自己整個生活融入在該社區內，否則，他對於社區而言就是一個功能性的「外人」。

「長輩」則是一個不同的概念，長輩並非受薪處理社區事務，他身處這個社區內，本來就是有其他事情要做（楊生的個案就是一個機舖老闆），故此，當這個長輩嘗試處理社區事務，或者做一些令自己的利益沒有得到全盤申張的事（楊先生的個案顯示，他並未因想多賺而將遊戲機調校到很難玩的級數）他正在做的是多過他被期望的「本份」的付出。這種付出其實是一種奉獻，亦即是不能以「薪金」量度和交換的東西，因此就顯出了其特別的地方。換句話說，「服務社群」在楊先生而言是生活中自然形成的狀態。

再看楊先生與鄰舍的關係，也是非常良好，甚至其他街坊會問他的孩子是否需要補習。如此交叉編織，即是說，一般人理解的大型社區中心的許多功能，本來就分散但有連繫地存在於舊區裡，形成一個自發地因生活需要而衍生的網絡。

這就是「社區網絡」的精妙之處。

最重要的是，正因這種互助互惠的自發性，是嵌於社區生活的內核裡，所以它能衍生一種，不論專職化、功能化的社區中心或社工專業，都完全無法代替的力量－－以日常生活的瑣碎和重覆性而培育出人自發主動去互助的互惠精神，也是相互學習的場域，進而織成一張社區安全網，而非一種去到社區中心「獲取服務」的被動與「獲取」的狀態。事實上，相信這種自發的安全網，不但創造了大城市中嚴動缺乏的社區認同感，也令到社會上也省回不少救弱扶貧的公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