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研究範疇四：市區重建政策的執行與反應之,6.2.4

6.2.4漠視社區產權作為社區認可貢獻的回饋模式

在整個市區重建的政策視野裡，產權的分類只有「公共」及「私有」的分別，而私有又只有「業主」和「租客」兩種人。於是房協就分得到：私有的有賠償的權利，而公共的則沒有。然而，正如Blomley所言，這樣的分類根本就無視了大量存在於舊區的「社區產權」（2004）[1]。這衍生了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就是空間定義的權利。在當代的香港社會中，空間的使用價值被貶為純粹的交換價值，這種純交換價值的量化邏輯，卻無法用以理解黎先生的工場、朱小姐的報紙檔和潘伯的後樓梯舖所包含的「社區網絡」、「社區共同定義對產業可行使之權利」的問題。

朱小姐、黎先生和潘伯都對此十分不滿。當中潘伯就曾對此作清楚的闡釋，他憶述當日房協官員對他的話：「房協說我雖然是給錢買的，但是都算是「霸」回來。」政府雖然有聞及不少這類的個案，但卻未有以社區為出發點，去理解這種社區固有的特質。面對這硬套的歸類邏輯，潘伯直斥：「我唔係偷，亦唔係搶﹗亦唔係霸佔！！若果話我霸佔，無辦法，應該拉我去坐監，但係事隔廿幾年後先黎話唔承認我的地方﹖我就唔服啦。」這個小空間，是他當年用血汗錢買來，亦代表他三十年的勞動。然而，這些努力，在面對重建時，卻是由於不能用政府的產權分類來理解，而成了一種「過錯」，於是三十年的勞動和記憶，忽然成了一片沒有價值的空白。同時，這些「社區產權用地」，其實亦表達了因為使用者對社區有貢獻，因而被社區所認可，因此才會多年來相安無事，而否定了這些空間的價值，亦等同否定了這些使用者對社區的多年貢獻。

其實，憤怒是不難理解的。每個人的「記憶」，其實就是他的成長經驗，是他之所以是他今天的自己的原因。當這個「記憶」被一個強大的權力否定，就意味著否定這個人，無視他的尊嚴。

人文地理學家Cresswell就敏感地指出，這種對地方記憶的抹殺，有深刻的社會意義：「記憶看似私事──我們記得某些事，遺忘其他事。但記憶也有社會性。我們讓某些記憶消逝，不給予任何支持。其他記憶則獲得宣揚，以表徵某些事物。建構記憶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透過地方的生產…地方的物質性，意味了記憶並非聽任心理過程的反覆無常，而是銘記於地景中，成為公共記憶。」（Cresswell, 2006:138）[2]

如果用Cresswell的框架來思考潘伯的個案，再想想重建區將來會出現的高樓大廈，我們就會明白現在的市區重建政策所推動的發展思維，以及其對產權的理解和分類，是附帶著對沒有權勢的人民的威脅和藐視。

假如今日來重建的是唯利是圖的私人發展商，當然就會故意抹煞集體(collective)／ 社區產權的存在，也會消滅當中產權的關係，不會從使用者的角度去定義(Blomley, 2004)。

然而，「產權」是背後政府容許個人擁有甚麼的問題。那麼，房協作為政府執行市區重建的代表，在兩個層面上都有問題。首先，房協作為一個會賺取重建利益的公營機構，卻同時享有定義重建區內私有／公共產權的權力，實在是有利益衝突。再者，根據《市區重建策略》，市區重建的主要目標是「以人為本」、「改善生活」、「保存社區網絡」。在這種前提下，若整體政策中仍只懂得強調私人／公共產權的二元，而不顧及這種社區產權，不顧及街坊的使用這個空間的社區網絡意義，也不顧及這些空間的消亡對原區民生的影響，而只是顧及地產。那麼就無法真正了解一個社區的價值、意義、長處、短處。那麼，相關執行部門是否能取長補短，作一個可持續的市區更新（Urban Renewal），也實在非常值得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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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lomley, N. (2004). Unsettling the City : Urban 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Property. New York : Routledge.

[2] Cresswell, T. （王志弘、徐苔玲．譯）(2006) 地方 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