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綜論:可持續發展.市區重建.社會價值觀之7.2
7.2彈性資本主義時代中的人倫關係
從研究範疇一至三,我們大概描述了這個深水埗K20-23重建區中的特性,讀者大致可以見到,舊區的重要特性,在於強調「直接溝通的人倫關係」。而從研究範疇四,我們又可以看到,以當代商業社會的價值觀和方法,硬套到舊區中去執行市區重建的各種問題。
在這一部份中,我們將集中分析這個隔閡,去重新理解,一些像研究中這樣的舊社區特質,在當代香港社會中的位置和意義。
如果要為上述舊區和當代商業社會的核心價值,作一簡單的對比,我們可以見到如下的狀況:
深水埗k20-k23的舊區商戶生活 |
當代商業社會的普遍生活 |
信任 |
合約 |
對話、協調式管理 |
規則式管理 |
個人價值:強調互相依存、互惠互助、多元共生、互相補足 |
個人價值:強調獨立自主、互相競爭、冒險精神、強調在社會階級的階梯上向上流為成功指標 |
社區安全網:社區成員主動參與社區,以獲得其他社區成員的認可與協助,處理社會和心理需要,散點式的社區中心網絡並存於社區的生活空間中 |
社區中心:強調功能化、集中化並與生活空間隔離的社區中心和非社區成員的專職社會工作者,社區成員以使用者和要求被協助者的姿態,以尋求社會和心理需要獲得處理 |
禮物性經濟 |
交易性經濟 |
盡做 |
盡賺 |
工作與生活一體化 |
工作與生活之割裂 |
強調使用價值 |
強調交換價值 |
公共、私有、社區三種產權概念並存 |
只有公共及私有兩種產權概念 |
紐約大學及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施尼特(Sennett),在他的經典著作《職場啟示錄》中,指出了一種當代商業社會的「彈性資本主義」(flexible capitalism)社會的特質,就是企業和政府都為了賺取最大的利潤(或省回最多公帑),於是將大量勞工都變成了彈性、短期合約,社會中所有人都某種程度上成為「可被取代的」(replaceable)。施尼特認為,這暗示了一個當代社會的嚴峻問題:「誰需要我?」(Sennett, 1999,:210)他指出,當所有的人都被置於隨時可被取代的狀態,整個社會就會「在缺乏互信、沒有理由被人需要的組織中散發冷漠。它透過把員工當作可有可無的企業再造中散發冷漠。這種種做法明顯而殘酷地減低了人的價值感,以及被別人需要的感覺。」(Sennett, 1999:211)而唯有被需要和被信任的人,才會感到自己在另一人面前,也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因此,「品格」也只會在感到自己被需要和被信任的人的身上,才會完整顯示出來。因為,「品格牽涉到我們自己所珍惜,也希望被人看重的個人特質。」(Sennett, 1999:10)[1]
施尼特並認為,要面對這個問題,當代社會需要「社區」:一些互相依存、直接溝通,並要練習在衝突之中自我復原的社區。他強調社區成員之間互相依存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可以被視為舊區生活文化向當代商業社會模式提出的一個詰問:
「…先要挑戰一般人把依賴和獨立視為兩個相反的觀念。我們不假思索地接受弱勢、依賴的自我和強勢、獨立的自我這兩種對比,但是如同成功和失敗的對比一樣,這種對立簡化了現實。心理學家包爾比(John Bowlby)觀察到『自立自主的人並不像文化刻板印象所假設的那麼獨立』;在成人生活中,『健全的自立自主者』應該是要能夠『在需要時依賴別人,知道依賴誰』。在親密關係中,害怕依賴別人等於無法信賴他人;如此反而讓防衛心主導一切。」(Sennett,1999:202)
「讓 防衛心主導一切」,正正就是當代商業社會強調規則、合約、量化價值、可預知性和控制的源頭。同時,在對「效率」的要求下,拒絕透過直接的溝通和協調去處理 一切難以量化的東西,又造成了更多的問題。最簡單直接的現實就是:房協拒絕溝通,並因對舊區裡種種價值、關係和空間使用的理念的無視/無知,直接或間接令 到街坊感到受辱,因而導致街坊認為需為維護自己的權益而反抗,這就讓整個重建計劃延遲開展了許多。由此可見,使用強權(恐嚇街坊或將街坊告上法庭),也不見得就會有效率。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思考兩個重要問題:
一)如果 這個社會的文化是認為:當人處身於自己不能控制、不能預測的事物或其他人之間,若需協調,就等同於「費時失事」的話,那麼這個文化賦予一個人的「不費時失 事」的事情,到底是什麼呢?為何那些事情,可以具有比「處理人倫關係」更為高的價值而須優先處理?我們在用何種準則,去評斷這些價值的優次呢?
二)一般 人都會認為拒絕遷出舊區的居民,都是一些「頑固」,或者「守舊」,或者「怕面對變動不居的世界」的人。這裡,我們即管先不談為何一些人要在沒有協商的情況 下,遵從另一些人所製作出來的「環境轉變」。即使不談這些,從眾街坊的故事裡,我們看到的舊區生活,卻是不斷要面對各種不可計算的生活變數,不斷要花時間 與自己不同的人去協調,亦以自己的步調去切合著環境的轉變。同時這些與人協調的過程,也會成為一個人成長期間一面自我反照的鏡子,讓人的成長裡可以有更多 不同的參照基數。換句話說,若非一個由上而下強加的推土式重建的發生,舊區的生活是可以自我調適和發展的。
反 而,現代商業社會過於著重可計算和可預測性,進而將所有協調空間刪去,轉而將硬性的管理規則寫入各種空間裡,卻很可能令到裡面的人,除了「按本子辦事」之 外,失卻了與未知的周遭協調和對話的能力,人在成長過程裡也失卻了許多參照基數。因此,很可能現代社會的計算邏輯下培養出來的人,可能更沒有能力去「面對 變動不居的世界」。
正如另一位學者伽德瑪(Gadamer)所強調:「『對話』(dialogue)建構為人類存有、思考、與經驗的普遍原型。人與他人、與歷史傳統、與其他文化之間,『對話』所展開的就是我們的可能,『對話』終結之處就是我們的界限。」(朱,1992: 12)[2]
在 一個人與人之間沒有足夠能力結合為有機社群的地方,又有什麼可能去發展出一個有自我發展活力的可持續社區呢?據此,我們的社會發展,在進一步觸碰任何舊區 之前,實應全盤重新考慮舊區的生活形態,在現代商業社會裡的存在價值,才可開始摸索未來可持續的發展方向,到底在哪裡。
[1]施尼特,R. (1999) (黃維玲.譯) 職場啟示錄 台灣:時報出版社
[2]朱元鴻 (1992) 《布希亞的科幻劇場》當代第75期 1992.7.1 台北: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及 Gadamer, H.G.,(2001) Gadamer in conversation : reflections and commentary / Gadamer, H.G, Carsten Dutt … [et al.] ;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ichard E. Palmer.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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