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低方案之 一）規劃方案之原則及實踐方針

一）規劃方案之原則及實踐方針：

1) 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以《市區重建策略》中「以人為本」的原則，希望不破壞我們原有街坊的生活質素為最大原則。可持續發展，顧名思義，就是在社區原有的優點，人們原有的生活的優點，應予以保留，再在好的環節上面，再加以發展，至於一些需要改善的東西，則予以改善──這樣才是「可持續」。近年的社會發展已展示了推土式發展的盲目與危險，我們希望房協和發展局可以以史為鑑，真正以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去發展我們這個社區。

2) 多贏、可行的原則：以《市區重建策略》中「以人為本」的原則，希望不破壞我們原有街坊的生活質素，同時又讓社區有更新的機會，亦讓房協在此中可以有收益，更連地產商亦可以得益。故此，我們選擇了盡量將參與這個留低方案的舖戶，盡量組合在一起，以方便重建地盤中其他樓宇的拆遷工程，亦令到不用清拆的幾個號碼的地積比率可以轉移到地盤內新建的樓宇中。同時，我們提議的方案在時間上是最快、可以既留人又開展到重建的方法，各街坊也情願留在社區，以一呎換一呎的的舖換舖方法，放棄賠償，希望通過街坊的讓步，可以令多方達致多贏的結果。

3) 公平原則：我們想有個公平原則，意思是希望我們由原舖搬到新地點的方案，並非籍此希望獲得比以前更優厚或更差的生活條件，而是希望同時保留舊樓與地下舖面，因為留在舊樓，我們才有能力負擔，不需要房協或政府提出任何另外的金錢優惠。

雖然關注組邀請了學者與專業人士為本方案提供協助和給予意見，但限於資源的問題，加上方案只牽涉重建地盤內極小部份的地方，方案提出的方法亦相當簡單，故，本方案只會提出一個基本可行的方向，至於細節部份，則希望留下討論的空間，與相關的政府部門商討。

深水埗重建關注組

留低方案之 二)規劃方案之實踐方式

二）規劃方案之實踐方式：

甲)空間──搬遷方式：

我們將很想留在原區、不想接受賠償搬遷的街坊分為三大類，並進行原地保留或搬遷︰

1)三間車房及一間閣樓舖──保留福榮街502B-504B讓其遷入：這包括哨牙林補車軚（現址興華街5號）、金泰汽車（現址興華街11號）及大眾膠輪（現址元州街422號），他們需要一些可以泊車的街道，青山道這種旺街，反而不適合他們，所以他們之前一直在元州街、興華街及福榮街。地圖中可見，K22這個形狀，我們保留福榮街中間的一段（502B-504B），不會太影響地盤，因此便認為應搬三個車房連閣樓進去。

新忠花店的閣樓舖也會搬到這個地方，至於是否地舖，基於公平原則，它可以是，也可以不是，端看商討結果。

現時許多新樓都不願租給車房或其他有工場的行業，所以他們很難找到新樓繼續經營，而舊樓則愈拆愈少，所以他們很難找到店舖。當中哨牙林補車軚的舖面是兩面單邊，兩面皆可泊車，現在難尋；金泰則前舖後居，他亦難以在現存地方中找到前舖後居的單位。大眾膠輪則擁有1050呎地舖加1050呎閣樓，再加一個樓梯底舖，當中空位可放三台私家車，再加數輛電單車，舖位樓高可以容許周先生在天花制架存貨。閣樓則是貨倉，可儲放大量存貨、單據文件，另後巷及前街可暫放器材工具、門前馬路可以停泊兩排車。如果要這三間車房將舖面、貨倉、生活空間拆開來，他們將要有更多員工才能成事，因為當倉、車房分別位於不同地方，零件搬運等事皆需找人特地遠道往還。這樣除了一方面成本增加，另一方面費時失事，同時，亦有部份車房不可能再負擔增加員工的開支而無法營業。

其實興華街轉角、元州街一帶車多人忙，實為旺地，他們搬往福榮街，其實已經較舊有舗位的條件差了一點，唯他們需找尋適合經營及大小合用之單位，亦需門前可停泊車輛。故他們亦肯搬往福榮街502B-504B的地段。

2) 檔仔──將青山道410號地舖拆成四個小舖遷入四個檔仔：

比如友聯電器（原址青山道389D2號地舖連閣樓及後巷工場）、菜檔（原址青山道389號地下C舖連閣樓）、潘拾園藝（原址興華街23號後樓梯舖），以及朱記報紙檔（現址青山道404號樓梯底街檔），我們都將之歸為「檔仔」類。它們都是小舖，我們會拿現存「新德記」（青山道410號地舖）的那個面向昌華街的舖位，拆成四個小舖予他們遷進。他們之前在昌華街及青山道，都是很旺的地段，如果搬遷，他們很難全都面向青山道，唯有「蝕底」一點，選擇靠近青山道，面向昌華街。

關於「檔仔」，一來他們有些已經不用再交租，另一些就算要租也只是二三千元，他們只能夠在低廉租金下才能維持生活及生意。他們現在找到的舖位最便宜也超過9000元， 而且是在樓價未升之前，所以他們現在很難找到適合舖位。如果他們要搬，即使有大舖亦無用，他們有些只需幾十呎地方，有大舖的話他們既要捱貴租，亦用不了那麼多地方，但本區最小的舖位也是百多呎，他們得物無所用，所以最適合他們的就是租金便宜的小單位，故此他們選擇了面向昌華街的分割舖位。

其實，這對幾個做生意的檔口來說犧牲也頗大。朱記報紙檔的舖位本來面向青山道，而且是雙數號碼有巴士站那一邊，人流很好，在方案中卻縮在昌華街。另外菜檔和電器檔本來向著興華街，也是人流很旺，現轉去了人流相對少的昌華街，也要做出適量犧牲。不過，為了保存其客戶和社區網絡，他們也願意作出這個犧牲。

另外，菜檔、電器檔、報紙檔，都只是街坊生意，他們主要服務在附近上班、工作及居住的居民，朱小姐舖位的客人多是的士司機、保安 員等，黎生客路是舊區居民及天台戶，菜檔主顧則是樓上樓下的居民，所以留在這區當中變得十分重要。如果他們要找新舖位，可能需要離開這區，到時可能不比這區旺，而且租金只會更貴，亦失卻了本區的網絡、元州邨和蘇屋邨的街坊客。

潘拾園藝方面，他只需擺放工具，但再高就走不了，因為他最長的工具有11呎， 擔心走太長的樓梯會平衡不了，會出意外。他以往只找地舖的後梯，令他不用走樓梯，如今很多舊樓已被清拆，所以這亦是他難以再找到同類地方的原因。潘伯亦曾試過找工廠大廈，唯因年紀老邁，加上患有心臟病，有時工具太重會負荷不了。

3)青山道的大舖──保留青山道404-408號讓其遷入，當中一間原址保留：

這有現址406號的蘇記茶莊、395號的富貴城遊戲機中心。

蘇記茶莊只想原位保留，此亦為已仙遊的創業者蘇老先生所願。青山道對面，即「單數」那邊，有一間富貴城遊戲機中心，此遊戲機中心亦會搬到青山道昌華街那邊，以盡量將舖位組合在一起為原則，盡量不影響拆遷工程。

蘇記茶莊，他最想就是原地保留，一來是因為蘇老先生的遺願，另亦因當地樓底高，很通爽，適合保存茶葉，而昌華街入青山道的轉角位置亦人流十分旺。青山道有分單數則及雙數則，雙數則是巴士站的集中地，亦是舖價最高的地方，在巴士站後面，容易招徠街客，蘇屋邨街坊亦會來買茶，而搬走了或已移民的客人亦會憑卡片找來，他們怕搬走後會失卻廿多年來的老顧客，所以他們想留在這條街。

不過遊戲機中心的牌照有需要政府的特別照顧──由於現時法例對遊戲機中心的規管，執業許可牌照是跟地址的，而牌照之批出與否，則視乎附近有沒有學校、另一間遊戲機中心等，因此，是十分難找到新舖，而且一搬舖位，所有東西及申請程序都要從新再來。

4)社區用途──青山道404-410號及福榮街502B-504B的樓上住宅空間：

整楝樓會保存，樓下地舖會如上述讓想留下的商戶集中，而樓上就會空置出來，我們建議可用作社區用途：

l 新移民婦女及東南亞新移民支援中心：據參與方案的街坊平日觀察所知，深水埗重建區及周邊一帶，因多租金便宜的住宅，故多有新移民婦女，很需要支援服務和托兒中心；

l 公共使用的社區中心：在K20-K23這一帶，雖然有社會服務，卻沒有社區中心，就近的一間也要走到屋邨範圍，但其實在公屋邨裡的社區中心，也無辦法再容納對舊區這邊的支援，而對街坊而言也稍嫌遠，故，建議可以在樓上設置讓街坊有閑暇活動的社區中心，可以由非牟利機構來營運；

l 駐場藝術家：近年已有不少本地藝術家認識到舊區的美和意義，也樂於以舊區做創作題材，重建區的街坊就曾與許多藝術家合作。建議可以公開招標的形式，招請駐場藝術家，如此也為將來的新社區生色不少；

以上幾點是由街坊的生活觀察所得出的建議，當然亦不排除有其他的社區需要，可以透過簡單復修樓上的單位而再利用。

乙）時間──分期搬遷清拆方案

這個分期搬遷清拆方案是可以達致既留人，又可以在最快的時間內開展到重建工作的方案，最快可以在一年內，街坊搬遷妥當，而地盤內需要清拆的樓宇又可以開展清拆工作：

1） 集中在福榮街的三間車房及一間閣樓舖：

　由於這幾間舖都是搬去福榮街502B-504B，而三間車房都分別有閣仔和閣樓，建議可先清拆福榮街502B-504B的三樓至六樓，留下地舖和二樓，讓三間車房和一間閣樓舖搬入。

　預計這種清拆只需要數個月時間，搬遷只需數個星期，而搬遷一完成，旁邊的樓宇就可開展清拆重建。同時，福榮街502B-504B的地積比率又可轉移給旁邊樓宇，對發展商亦有利。

2） 集中在青山道的大舖和檔仔：

這些店舖分佈在K20、K21和K23的重建地盤內，而在我們的方案中，他們全都會集中在青山道404-410號的地舖。最快的方法，就是在清拆福榮街502B-504B的三樓至六樓的同時，所有店舖先行搬遷集中到該處。其實，部份商戶如蘇記茶莊其實不用移動，這個搬遷只需時一個月便可以處理妥當。

　因此，計劃開展一個月後，本來在K21和K23重建地盤內的想留低的商戶的店舖，就會可以騰空本來的空間。換句話說，此計劃開始一個月後，K21和K23的重建地盤內所有樓宇，就可以開始清拆。

丙）財政──多贏方案

這個方案將不會影響重建地盤中其他樓宇的建造樓層，甚至可將保留的建築物的地積比率轉移給旁邊的樓宇，對房協及發展商可以在重建項目中所獲的資金，幾可以說沒有影響。同時，為留在這社區中生活，參與規劃的街坊都願意放棄賠償，以舖換舖的方法，希望令多方都享有多贏的結果。

深水埗重建關注組

十戶個案的研究報告：(1)「後樓梯鋪」的異質空間(differentiated spaces)—潘拾園藝

「後樓梯鋪」的異質空間(differentiated spaces)—潘拾園藝

研究員：陳劍青

研究助理：李維怡

社區研究進行期間：2007年11月-2008年2月

個案：興華街23號後樓梯舖

個案背景：

潘拾，現年70歲，在深水埗做不同的小生意，包括小販和園藝，已有30年。潘伯多年前已用積蓄買了現址，作為一個小小的儲物室，讓他可以將不能放在小小的家中的營生工具，都放在該處。以前做小販時，他用現址存放木頭車和一些工具、貨品；現時做園藝則用以儲存大型園藝工具、殺虫劑、肥料等。現時潘伯的顧客包括了本港不同的花卉、花園、公園等。

現時由於潘伯年紀大，在地面的後巷舖令他可以方便拿取大型工具，不怕上落樓梯發生意外。現在面對重建，潘伯年紀很大，如要高一點的樓層會走不了，因為他最長的工具足有11呎， 擔心走太長的樓梯會平衡不了，發生意外。故，他以往只找地舖的後梯，因可使他不用走樓梯，這亦是他難以再找到同類地方的原因。潘伯亦曾試過找工廠大廈，唯因年紀老邁，加上患有心臟病，有時工具太重會負荷不了。他廿多年前在舊舖，拿著工具往青山道或地鐵站乘車也頗方便，在現址他已經走遠了很多。

潘伯不識字，多番收到房協的通知也不知發生什麼事，亦未見房協的職員曾與他解釋，直到房協頒佈《收回土地條例》之前三天，才被房協叫去「簡介會」，之後很快就被房協告上法庭，告他「霸佔官地」。潘伯多年前已用積蓄買了現址，現在樓價颷升，潘伯已無法再在附近找到負擔得起的後樓梯檔。

「外來者」

潘伯一碰面就單刀直入地引領我進入他某種地理的分類，如樹狀繁多的選擇中，他拉著我由寬闊的長沙灣興華街，向左拐入兩旁大廈都已貼滿「交叉」的元州街，再挑選當中某條潮濕的後巷裡面兩道鐵門的其中一扇(見右圖)。接著，他講了一個有關「後樓梯舖」的故事。

圖片來源：陳劍青攝, 2007. 11. 1.

對研究員這個外來者來說，很好奇處於後樓梯的「舖位」將會是個什麼地方、裡面藏著什麼鮮為人知的玩意、空間如何利用等。可惜在同時，另一個外來者──香港房屋協會（房協）──那遙遠的眼眶內，「後樓梯舖」彷彿不曾存在。

潘伯就是這個後樓梯舖的業主。廿四年前，他跟這裡的業主買了這座住宅大廈的後樓梯入口位置，放置工作用具。拿著一紙當年的買賣收據，他說：「廿幾年前，這種類型的舖位都好多，深水埗同九龍城都有‧‧‧那時英國政府邊好似而家咁緊，管束鬆好多‧‧‧我們當時都是以一種信任來買賣的。」這些以信任和社區情感而形成的後梯舖生存空間，在今天卻因房協的生財模式而被否定，「房協話我雖然是俾錢買的，但係都係『霸』番黎喎。」

重建區內的的確確存有不同類型的舖位，都是以社區關係建立而成的；房協卻刻意否認這種社區固有的特質。面對這硬套的歸類邏輯，潘伯直斥：「我唔係偷，亦唔係搶﹗亦唔係霸佔！！若果話我霸佔，無辦法，應該拉我去坐監，但係事隔廿幾年後先黎話唔承認我的地方﹖我就唔服啦。」

舖‧生活‧身份

當潘伯繼續道談他的舖位，過程中勾起了很多很多他舊日的辛酸經歷。今天遊走港九新界當花王，並把各種日常工作的種植器具放置在此舖的他，原來早於80年代已在深水埗當熟食小販，為了存放熟食檔的器具，他特意買了這個後樓梯舖方便他在附近開檔，生活必須要依賴這個置存空間，否則那些大型的工具，例如小販車，必定無處容身。

繼而，他憶述了當時在內地走難到香港做熟食檔的心境，無奈與堅定：「唉，當時(六、七十年代)大陸搵極都唔夠食，偷渡左落黎香港，英國政府(港英政府)拉我唔緊要，係我應該既，我都係落黎搵食‧‧‧落左黎已經無諗著走，首先幫親戚係廣東道賣魚，賣賣下自己走左出黎幫其他檔賣，到八四年自己開檔做熟食，賣腸粉燒賣。」潘伯的經歷似乎與平常聽見的「典型香港故事」大相逕庭，在七、八十年代迷戀經濟發展及股票市場的時候，他卻在社區努力賣魚、賣腸粉、賣燒賣。

他這種基於經驗建立的「搵食心態」，表達了一種注重生活多於生財、著重使用多於交易的生活態度，後樓梯舖的簡單樸實，也就是他這種生活態度的最好空間載體。在潘伯的生涯故事裡，也顯現出一種「知足常樂」的價值觀，而不是商業社會強調的「不斷利潤增長」、「不斷往上爬」的價值觀，因此他的生意不會不斷擴張。然而，只要賺夠就好的生活態度，在面對重建時，卻成了一種「過錯」（房協指他的舖位是「霸佔」），而這個代表了他三十年的勤勞工作的小空間，在整個市區重建政策的眼光裡，卻是一種沒有交換價值、不能用錢計算的東西，也因此，潘伯三十年的勞動，被判為一種根本不存在的東西，一種不存在的記憶。在政府的眼光裡，像潘伯這樣的庶民的三十年，猶如一片空白。

人文地理學家Cresswell就敏感地指出，這種對地方記憶的抹殺，有深刻的社會意義：「記憶看似私事──我們記得某些事，遺忘其他事。但記憶也有社會性。我們讓某些記憶消逝，不給予任何支持。其他記憶則獲得宣揚，以表徵某些事物。建構記憶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透過地方的生產…地方的物質性，意味了記憶並非聽任心理過程的反覆無常，而是銘記於地景中，成為公共記憶。」（Cresswell, 2006:138）

如果用Cresswell的框架來思考潘伯的個案，再想想重建區將來會出現的高樓大廈，我們就會明白現在的市區重建政策所推動的發展思維，對於整個舊區的空間記憶的抹殺是什麼一回事。在潘伯的個案裡，他深深體會到這種對記憶抹殺的工程，即使在地方未消失前，已在不斷教育市民「忘記」這個地方──不時在興華街聽到路人對重建區指指點點，聽到那些「阻礙發展」的說法。然而，潘伯是一個著重生活實質的人，他知道記憶不等於一切，問題是人們如何生活下去：

「我唔係反對發展，發展係好，如果房協重建這裡時照顧大家的需要，在未來預留地方給我繼續謀生，我絕對歡迎。」

從潘伯這個講法可以又一次體現他著重生活多於生財，著重使用多於交易的心情，他並非要政府一定不可以拆他的後樓梯舖，亦非要用錢（賠償）來交換，他只是想繼續在深水埗這個生活了幾十年的地方，用到一個小小的儲物空間，來過他知足常樂的生活；他不反對發展，只是認為他有他的「繼續謀生」權利，不應被侵犯。由這種講法，我們可以輕易理解為何潘伯要參與一個不要賠償，只要一呎換一呎的「留低方案」。

欺負模式改變的切身歷史體驗

潘伯能夠和盤托出香港小販在殖民管治下的謀生史。他與妻子共同在長沙灣的街道上賣了將近十三年的熟食。在初期的市政局時代，「個陣時拉小販好少拉，拉都是十一月的事，都係N字頭既差佬拉。」他甚至聽過有一檔賣蛇舖，有執法人員試過走到蛇檔前，直接向他取走一條蛇，然後就免了向蛇檔發罰款傳票。這樣的定期式(一年一次)掃蕩與「合法性貪污」，反而讓小販得到了生存空間。

可是，「由80年代到97年，政策好似逐漸收緊，佢地愈拉愈多，傳單一張愈來愈貴‧‧‧拉又拉多d，將近唔做既時候(97年)，我地一日俾人拉左兩次，拉完我一陣又拉埋老婆，唉，我都係為左搵食咋。」隨著97回歸的期限將近，他們的生計再得不到港英政府的憐憫，97那年，老公與老婆坐在警署內對望，潘伯問警察：「你唔係已經拉左一次啦咩﹖」警察辯稱並不是他的部門負責。在這種長期被警察威嚇的日子裡，他感到這一行再無逗留的空間，唯有藉著轉營，告別殖民統治。然後，經歷了一年當保安的日子，便當花王直到現在。

這段經驗對他具有什麼意義﹖潘伯自信地表示，他的經驗比任何人更能宏觀地定位各種管治模式的問題與欺負成分。七十歲的他，經歷過四個時代的統治：

「第一個，國民政府。以前個時代重係用緊十個鄉一個里，十個里一個縣的政制，法律同權力都無法下達，引致d地方土豪割據。個陣時d 地主土豪好惡，我親眼見過有個人入左個地主塊田偷蕃薯食，捉到之後當眾把他捉上船，推落河槍弊，係丫，好殘忍架。」

「第二個，共產黨。個陣時唔知點解，搵極都唔夠食，連食都冇得食既時候，邊度重有人民支持個政府。」

「第三個，殖民政府。雖然政府經常打擾我哋嘅生活，但我都係覺得殖民政府比較有少少人性，至少我有地方可以謀生。」

「第四個，就是特區政府‧‧‧」

他認為在以上四種社會制度中，最具侵犯性及欺壓成分的莫過於是特區政府。他說政府在市區重建中使用「高壓手段」，如《收回土地條例》之類，逼使市民交出他們的財產。比起國民政府那種「為保障私人財產而侵犯」，他認為現今這種「為侵犯私人財產而侵犯」更來得「可恥」。

「由市民來定義公平」
對於認為潘伯他們是「阻住發展」的人，潘伯非常激憤：「發展是好的，但這種方式重建卻是不公平的發展。」

「政府話要將香港發展為曼克頓，成個世界都係得一個曼克頓之麻，係唔係先‧‧‧咁你(政府)整到樓價很高，香港d 舊樓摌哂，大陸有錢的人落黎買樓，成個香港都係富裕的人。咁窮個d 點呀﹖走哂番大陸呀﹖咁樣公唔公平先﹖」

的確，潘伯的個案顯示出，社會性的「欺負」事實上就是不公平的社會經濟重新分配方式。現在他所面對的特區政府所使用的方式，是最「文明」的，因為是一種以發展為美名的社會經濟重新分配，而且以潘伯的經驗看來，他深切體會這是從低下階層那裡拿走資源再分配給已經在賺大錢的發展商。然而，這種潘伯看來的不公平模式，卻以葛蘭西所言的「文化領導權」（hegemony）的形式，以法律、規章、條例、政府宣傳等形式，以一種「正義」的姿態來取得社會上許多人認同，並反過來指責像潘伯這樣被欺負的庶民「阻住發展」。因而這種「欺負」模式是隱性的，讓像他這種庶民被欺負的實情在公眾前隱形，於是他在被欺負了後還要被其他人貶損他的個人品格，受到雙重打壓。故也難怪，在他心目中，這種欺負更為不能忍受。

「推土式發展」霸權開始失效

潘伯的訴求很清楚，就是向現今的城市發展要求一種公平的視野。要打破在市區重建中硬套的分類；尊重他們在社區謀生的權利；停止特區政府在重建中侵犯街坊的生活。否則，潘伯預示著歷史的重演，「舊時既社會制度唔公平，咁咪起革命囉。共產黨個d 咩三八步槍、個d 爛鬼衫，都可以打贏左國民黨幾百萬（大軍）。」

「一個統治者不顧人民，激嬲左人民，暴亂就會發生。」這是他對政府最具經驗的忠告。

事實上，如果拉出社會整體的視野，市民近年對於那種假其名「發展」而刻意抹殺一些公共記憶，並且無視庶民生活需要和記憶的「發展」政策，已開始敏感起來，而且其不滿也儲存了足夠可以引發像利東街、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那樣持久並堅決的保衛行動，而潘伯在面對重建後，也了解了這些問題，而且過去數年也多次出席相關的支持行動，並也獲得其他地區的爭取人士的理解。故此，潘伯得出這個的結論和忠告，也實非子虛烏有的想法。

十戶個案的研究報告：(2)社區空間 ．社區產權 －－友聯電器

社區空間 ．社區產權 －－友聯電器

研究員：袁智仁、李維怡

研究助理：范滲榆

社區研究進行期間：2007年11月-2008年2月

個案：青山道389D2號地舖連閣樓及後巷工場

個案背景：

黎先生從父輩開始見証深水埗的發展，目睹四十多年的變遷，是社區的活字典。他在大陸接受小學教育，先到澳門謀生，後來輾轉來到香港投靠父親。黎老先生在50年代開店時經營缸瓦零售，當時黎先生就住在店舖閣樓，為家庭省回不少開支。來到香港時，正值是十四歲，他父親是在現址從事缸瓦、雜貨零售的生意，黎先生來港之後，覺得讀書不適合自己，便到深水埗學師，學習維修電器、電工，滿師後，他曾從事不同工作，包括電影片場的工作人員，直到八十年代初，在片場工作欠薪嚴重，便萌生開店的念頭，便用積蓄開了一家小店在父親店舖旁邊，互相照應。後來，父親退休，他接手父親的店舖，當時深水埗一帶有大量工廠，維修人員日漸增多，舊區一帶連公共屋邨又多住家，便將店改變成為電器維修、家居電器零售、代申請電錶及水電工程，並在此地落地生根。除了做生意外，也常免費幫老人家修理電器，是一個不明文的長者家居服務站。

由於黎家承諾替業主維修水電而令業主把工場免費借用給黎父，一直傳至黎生，工場都是他店舖的一部份，業主說，只要他喜歡，就可以一直做下去，不會租給別人。黎先生在這區多年，許多朋友都在這裡，若要搬離這區，實在是難以生活。再者，黎先生搬走不單是他個人的損失，社區內的老人家也損失了這樣一位電器義工。

現在樓價颷升，而宣佈重建後周邊舖位封盤的有加租的有，若要找相若租金和面積的新舖位，則需要離開這區，但那些地方又不會比這區旺，租金又只會更貴，生意成本就會大增。況且，如搬走就會失卻了本區的網絡、屋邨的街坊客，黎先生十分不捨。

社區空間：商業空間的雙羸轉化

黎先生選擇深水埗開店是因為附有很多公共屋邨（如蘇屋邨）、工廠，附近亦沒有同類型的店舖，他的店亦順利成為附近的電器維修中心。初期，他以做工廠機械維修、換電燈、電按鈕為主，他也有四出幫住戶維修，而家人則座鎮舖面接訂單，並作燈膽、電池等零售。以前他五個子女還小，他們就住在樓上，他的太太看店，他去做工程，太太去買菜，他就會打電話叫兒女到舖面幫忙，方便之餘，此種上居下舖的空間狀態令黎先生節省不少資源，一家人亦能在生活與工作中互相幫助。

九十年代初，工業北移，他更要努力開拓公共屋邨、唐樓等地的客戶。他會連同過去一同學師的師兄弟，進行一些裝修工程，又常幫助一些街坊處理生活小問題，如︰天線、厠所維修，通常是一些大維修才會收費，平常的保養，他會免費協助，因此累積一班熟客／朋友。他的師兄弟會在此聚舊，商討維修機械、裝修上不明白的地方，這也是他資料和訊息交流的重要渠道。

友聯電器周邊的五金店，也方便他合作和採購物料，五金和維修、裝修關係密切，在空間上緊緊的連繫在一起，增加他工作的效率和生意的覆蓋範圍，達致互利共生的成果。

他的工作亦由只是機械維修轉化為後期一站式的家居問題解決，他透過跟師兄弟合作、商討和實踐，維持對新電器的認知。在面對現在電器價錢的大眾化，很多人選擇購買新的電視、洗衣機時，黎先生的技能處身在舊區、屋邨附近依然有其市場，可維持小小本的經營及小小的盈利。事實上，黎先生的顧客網絡已遍佈四周。他坐在舖內一眼望出去，路過的街坊差不多每個黎先生都上過他們家中工作，了然他們家中陳設，個人的性格等。

除了作為一個商業空間外，黎先生的店面也是一個社區聚集點。雖然他的店面非常小，但店外卻有寬闊的街道。老人家會來到他的店舖，他開張摺椅，或聊天或一起看電視，討論新聞是非。又或者，一些老人家家中小電器壞了，拿來黎先生的店，他就如萬能博士般為他們修理好。舖面作為社區的公共空間，既可維繫社區的凝聚力，亦可加強顧客對他的信任度，由顧客變成熟客的關係，由接訂單式交易，變成協助解決他們生活問題。

事實上，黎先生對的店舖的經營模式，正是將之經營成了法國社會學家得雪圖（De Certeau）所講的「街／坊」（quartier／district），亦即是「社會的弱勢者（大眾）在城市場所裡開創自己的場域（Space）…每一天，在同一個空間的互相參與中，大家實現了日常生活的可能性，也很明顯地在這實質的生活中熟悉了周遭的環境，找尋到人與物並存的契機，在過中控制／駕馭到正在生活的空間，更繼而在這種重複的穩定中找到了自己的認同（identity）…在這個場域中，人們找到純私有空間與純公眾空間的紓緩地帶：在這個『夾縫』地帶裡，人們得以在生活的種種壓力中找到喘息閒暇的一刻…」(郭，1996：96)

即使是現在，許多老街坊搬走後，仍常回來：有些專程來看他，有些則尋問其他失散街坊的消息。由此可見，黎先生這個「街／坊」的場域對住在這區的居民的重要性，亦可見到，重建所摧毀的絕不止是建築物。

現在，雖然重建區中的街坊大多已搬走，但有能力的仍搬到附近，且未成為重建區的舊樓，也仍有許多人需要黎先生的服務。社區網絡是小本商舖的重要社會資本，反過來也是樓上低收入戶的社會資本，大家互相依存。一但此等小舖從舊區中撤離，社區網絡便會受到破壞，結果對舊區的低收入戶而言，生活會百上加斤，對黎先生此等商戶而言則造成生意上極大的損失。

事實上，隨着重建的到來，過去搬離開的舊客雖然在入伙、裝修等較大的工程上，還是會找黎先生處理，但一些較小型的工作卻不可能再找黎先生幫忙，因為搬離開的舊客有的被遷往偏遠地帶如馬鞍山，因而便無法維持昔日緊密的往來。

產權：誰有權定義？

另一個從黎先生的個案中衍生的社會重大問題，就是空間定義的權利。在當代的香港社會中，空間的使用價值被貶為純粹的交換價值，這種純交換價值的邏輯，卻無法用以理解黎先生的店舖和工場的「產權」問題。

黎先生在重建收樓前的租金為二千五百元。除正舖外，由於黎老先生跟業主已有長久的交情，又承諾替業主免費維修水電，因此而業主把工場以零租金租給他。一直傳至黎先生，工場都是店舖的一部份，業主還說，只要喜歡，就可以一直做下去，不會租給別人。

然而，在香港房屋協會（房協）眼中，以及在整個市區重建的政策中，都無視這種大量存在於舊區的「社區產權」（在朱小姐、潘伯的個案中也有同樣的問題）。在房協心目中，這工場由於不需付租金，便沒有任何價值。整個政策只是計算空間背後的交換價值，硬將空間簡化為「租」和「擁有」的兩種選擇，無視工場背後作為存放水喉、物料和工作場所的重要作用，亦無視它作為一個重要的社區中心及長者電器維修服務中心的社區貢獻，更無視黎先生及其父多年的勞動付出。

這種社區產權，分別就是由黎先生的業主、黎先生兩父子、黎先生的顧客／師兄弟／街坊／朋友所共同定義的「對產業可行使的權利」。可能有人會以為這種社區產權只是舊區裡的人佔了管理鬆散的「便宜」。然而，過度重視實質金錢交換的商業社會可能忘記了，許多金錢交易之所以成交，背後還有大量非金錢交換的勞動去造就才能成交，整體社會的經濟狀況，也絕不能只看GDP。以黎先生的個案為例，很明顯，所有金錢交易的背後，是由於有一種非純粹營利的經營態度，故此促成了更多的經濟效益，同時其自發的社區服務也為社會省回不少公帑。

假如今日來重建的是唯利是圖的私人發展商，當然就會故意抹煞集體(collective)／ 社區產權的存在，也會消滅當中產權的關係，不會從使用者的角度去定義(Blomley, 2004)。然而，「產權」是背後政府容許個人擁有甚麼的問題。首先，房協作為一個會賺取重建利益 的公營機構，賦予它享有定義重建區內私有／公共產權的角色，實在是有利益衝突。再者，根據《市區重建策略》，市區重建的主要目標是「以人為本」、「改善生活」、「保存社區網絡」。在這種前提下，若整體政策中仍只懂得強調私人／公共產權的二元，而不顧及這種社區產權，不顧及街坊的使用這個空間的社區網絡意義，也不顧及民生。那麼先就在《社會影響評估》的層面上，就無法真正了解一個社區的價值、意義、長處、短處。那麼，相關執行部門是否能取長補短，作一個可持續的市區更新（Urban Renewal），也實在值得懷疑。

十戶個案的研究報告：(3)選擇自由與不孤獨－－菜檔羅小姐的深水埗生活啟示

選擇自由與不孤獨－－菜檔羅小姐的深水埗生活啟示

研究員：李維怡

研究助理：Dorathy Tang

社區研究進行期間：2007年11月-2008年2月

個案：青山道389號地下C舖連閣樓

個案背景：

羅小姐的店面連閣樓約148呎，重建前只需交通$3500的租金，但其空間可存放商品、可作小型廚房，也是兒子幼時的做功課及睡午覺地方。在青山道/興華街交界馬路，人流非常旺，的士可以上落客，由於離街市有一段距離，附近的舊區街坊經常光顧羅小姐。

另外，羅小姐本身亦住在附近，她的母親、弟弟一家人也住在附近，母親常常會來幫她一起看檔，看完檔後母親就會去她弟弟家吃飯。而羅小姐的丈夫在傍晚下班後亦常會幫忙看檔。賣菜讓羅小姐可以一家人一起工作、生活。而街坊除買菜外，還會討論家常與煮飯經，亦會暫存物件在她的檔口。另外，由於街道寬闊，區內兒童常於街上遊戲，羅小姐亦充當了天然的看顧者。

羅小姐以前在大陸時做車衣女工，結婚後除了整天要工作外又要照顧小朋友，來香港後在酒樓做侍應，做了一年多，決定改行賣菜。這種轉工的履歷對許多基層婦女來說，實在是普通不過，然而，這樣一份普通不過的工作履歷，卻又讓我們看到了一些大都會中下階層的狀況，更重要的是，這份履歷，其實見證了舊區的生活環境與氛圍，如何賦予了基層市民一種較有尊嚴的生活可能性，並維持了社會中真正的和諧。

選擇自由的生活：自主的生活作息與空間運用

問她為何選擇賣菜，羅小姐說：「因為賣菜有好多好處。」

這些好處包括：「家庭關係會好－－當我決定賣菜時，我兒子還在托兒所讀書，賣菜可以照顧到他－－如去酒樓上班，由朝早六點做到夜晚六點，就見不到兒子。

「還有呢，被老闆管住無了自由，賣菜可以同街坊講下笑，傾下偈，教教她們如何煮東西，我自己不懂的都可以問街坊…我就比較喜歡賣菜的生活啦…同街坊有說有笑，小朋友路過又可以逗逗他們，幾開心呀！出去打工就不一樣了，你夠膽這樣子？炒你魷魚啦！」

再談到空間使用，羅小姐這兒雖然只有幾十呎，原來還有個很大的閣樓，合共存放商品、和充當臨時廚房，兒子幼時，更有他做功課及睡午覺地方。全部的東西都按需要而由羅小姐自己設計裝置，非常靈活。

深水埗舊區多有這種檔口，門面雖小，但卻面對人流極旺的街道，租金廉宜又有生意。其實，不難想像，在新區中有這種素質的舖位，租金都不會便宜，而且應該都讓較有資本的商號要去了。同時，由於深水埗舊區的多元性，羅小姐一家的需要都可以在區內解決：比如，她們本身住在這區，兒子小時又放在本區的托兒所，各種生活所需都可在這兒得到解決，自然也將其生活的成本維持在一個低水平。

因為種種舊區特有的狀態，對羅小姐一家而言，小小菜檔便成為一項負擔得起的小生意。換句話說：因為舊區這種狀態，對羅小姐這一類，在經濟上比社會最底層的基層好一點點的基層婦女而言，生活就多了另一個選擇的可能：有權自決自己維持生計的方式、態度、時間，以及工作空間的設計，而不用去做那些在她心目中「不自由」的工作。如果我們試比對一下，香港每天有多少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基層勞工，每天要如何為五斗米都不夠的薪水不斷折腰，做著沒有勞工保障、嚴重超時的工作，我們就會更明白，舊區現存的狀態，對整體香港社會的貢獻了。

選擇不孤獨的生活：日常生活與工作合一

上述的自由生活，還不單止是對於羅小姐一個人而言，而是一種讓羅小姐可以一家人一起「幹／活」。

我們且來看看她近年的一星期七天生活時間表：

5-6:00am：推車仔去長沙灣蔬果批發市場選貨，再推回來

7-8:00am：如果有心情就去散散步，做做運動

8-11:00am：賣菜最旺時間

12:00pm：吃飯

14:00pm後：羅小姐的母親會來幫忙看檔

18:00pm後：羅小姐的母親會離開檔口，去羅小姐同住本區的弟弟處吃晚飯

19:00pm後：羅小姐的丈夫下班後到檔口一起看檔

21-22:00pm：收檔回家

22:00pm後：煮飯、吃晚飯、看一會電視或家庭生活時間

23:30pm後：睡覺

（註:早年兒子尚小時，更是一直在羅小姐身邊，即使是放在托兒所那一段時間，也因為托兒所距離很近，故托兒所老師會順便帶著羅小姐的兒子回檔口，然後去搭車回家。

至於每天的兩餐，就是晚上開完檔回去煮飯，並多煮點菜，以便次日帶到檔口吃午餐，而次日在檔口，就只是煮蕃薯或煮白飯。）

現代商業都市的生活最大的特色，就是功能化（functional）和異化（alienation）。人們每天的每個生活部份，都要被仔細切割為許多不同的功能，而且互相之間無法發生有機的關聯。這點只要看一看整個香港的規劃就可輕易了解：有些地區只有大量住宅、有些只有大量商業、有些只有大量工業。於是許多打工仔要去離家一段距離的地方上班，每天將大量時間花費在旅途一點也不愉快的交通上面，每天只見到家人數個小時也不夠。故此天天有人在嘆現代都市「人際關係疏離、冷漠」。

然而，由羅小姐的生活狀態，我們卻可看到，舊區的店舖所容許的優良可能性：生活與工作在一起，而居所離工作地點可用步行距離到達，人不需要經由一些不能由自己控制的大型運輸工具來「回家」。而且，顧客或員工都有可能同時是朋友、鄰居、親戚，人的生活被安置在一個較為熟悉，及較能為自己所掌握的範圍裡，生活的不同部份也能產生有機關係。

由此可見，其實在重建與保育之間，我們所需選擇的恰恰不是建築物，而是兩種生活模式和價值觀之間的重要抉擇。

貓兒與孩子的啟示：街道生活的重要性

羅小姐的檔口有一隻花貓兒，是幫忙捉老鼠的，也是羅小姐的伴兒。據羅小姐說是自小開始養的，而這隻貓的媽媽是後面青山道富貴城遊戲機的後巷那一檔理髮檔口的貓兒。從追問這貓的來歷，又不經意地揭示了舊區生活的重要意義。

由於這兒街道闊，連後巷都闊（正好是許多新建築連帶街道的地積比率一起吞併的新區不會有的），而且前後左右大都認識，所以街坊大都放心讓孩子在區內四處跑，而四處跑的孩子總是較容易再認識另一些大人。連鎖效應之下，又織出街坊之間新一層的網絡，這就是舊區街道生活的特色。對於羅小姐來說，她就是如此認識了後面後巷理髮檔的老板，而這隻捉鼠好幫手也因此而來。

羅小姐也說，兒子小時，樓上街坊的孩子也會下來與她的兒子玩耍。同時，由於樓上的街坊信任她，不怕她騙小孩，也會派小孩下樓來買菜。孩子下來了，自然玩夠本才回家。於是，羅小姐雖沒有特別看顧，卻也因為兒子與其他孩子玩，也間接看顧著其他孩子了。加上面對興華街這邊街道寬闊，一覽無遺，很容易看顧。在街道上，可以停留，可以消磨時間，可以玩樂，可以認識新朋友，可以與舊相識聯絡感情。

可見，在舊區中許多條件，包括街道的空間、低廉的租金、社區共同認可的使用空間（如後巷理髮檔）等等的條件，讓這個特定舊區的街道，成為安全而不孤獨的空間。

「無名生意」

羅小姐不好改名，「因為以前檔口改了名生意不好，所以現在故意不改名」，店上寫著的「水果店」其實是上一手留下來的東西。她還笑說：「我們這些，是無名生意！」

有趣的是，這種「無名生意」恰好也是舊區的可能性－－由於租金的便宜，讓小本經營業者不需靠昂貴的廣告、品牌效應等方式，而是直接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服務的品質，以及每天以真身駐紥（而不是透過傳媒廣告的「假身」駐紥）在你生活裡。這就是容許小本經營之可能，同時也是一個公平的商業社會中應該容許的多元可能。

在現代商業社會中，高度的影像化及高速轉換的消費訊息充斥著大量生活的空間，「以至（影像）符號化已代替了『物』的實質性而被消費」（郭，1998:18），而人們的「溝通」，「由對話內容到價值取向，都被傳媒的趨勢所左右，而所承擔與成就的只是資訊的再演譯及再衍生，而不是面對面的溝通及交談，並在交談中自主地辯明（dialogue）事實的真相或真理之所在。」（郭，1998:19）

相對於這種媒體學者布希亞（Baudrillard）所講的「不溝通系統」（systems of non-communication），羅小姐經營哲學中的「無名生意」、「賣了這麼久，人家都會對我有信任」，當中所強調的「對話」便突顯出的重要的社會人文意義，而這便正是哲學家伽德瑪（Gadamer）所強調的「對話」（dialogue）：「『對話』（dialogue）建構為人類存有、思考、與經驗的普遍原型。人與他人、與歷史傳統、與其他文化之間，『對話』所展開的就是我們的可能，『對話』終結之處就是我們的界限。」（朱，1992: 12）

公職人員的理念鴻溝：「仔乸生意無謂。」

當談到一家人如何輪流與她一起看檔時，羅小姐曾很氣憤地指斥房屋協會的曾德明先生，因為曾先生曾在一次公開的街坊大會上，隨口說她「仔乸生意無謂。」於是羅小姐當場就站起來，駁斥這種她認為無良兼無知的說法。

從上述的討論看來，也難怪羅小姐如此氣憤，因為菜檔是她生活自由、安全與快樂的泉源，也是她一家人辛勞經營的成果，她也沒有想過，作為公職人員竟對市民生活如此無知，但卻又是正在執行影響市民的相關公務。

有關執行重建單位的公職人員與街坊之間的鴻溝，還有另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房協要求羅小姐出示單據去證明她的生意額，以計算賠償。這種要求，如果不是無知，實在也是非常無良：試問有那個主婦去買菜，會有菜檔出發票又送上收據？

由以上兩例可見，負責執行重建的公營部門，對於舊區生活的無知，一味只知道要加快重建，已到達一種會嚴重傷害基層市民的地步。身為使用公帑的公營部門，市民期望它的員工會竭盡所能了解它所要服務的市民的需要，實在是正常不過，而以現在房協的表現，實在難以說服大眾。

可嘆之處，亦如同伽德瑪所言：「『對話』所展開的就是我們的可能，『對話』終結之處就是我們的界限。」（朱，1992: 12）

「記二月十四」：

訪問結束前，筆者無意見到她牆上寫上一些日子，其中一個是「情人節」二月十四日，筆者好奇笑問她那是什麼日子，得到的答覆卻是發人深省。

據羅小姐說，兩年前的二月十四日，不願遷出的街坊面對許多困難，不斷邀約房協職員商討他們的困難，卻不獲理睬，後來，幾經困難才透過區議員邀約到房協的職員在區議會見面，希望房協的職員了解街坊的困難，現場還有區議員。然而，房協的職員卻不願聆聽街坊的問題。街坊要求房協的職員回應街坊的問題時，房協卻叫了警察來攔阻街坊要求房協答覆，然後房協的職員便趁機從後門溜走了。

「尊嚴」二字也許太文雅，羅小姐是不會無端端講的，她的話是：「我覺得那些人對我們那麼壞，我們抗議他，我覺得很有意思囉。」她更說，覺得警察「好古怪」，因為警察不幫她把不負責任的公職人員找出來，卻協助不負責任的公職人員「溜走」，不回答街坊提問。

值得注意的是，在眾多與重建相關的日子中，羅小姐記下的，不是宣佈重建的日子、不是房協出價給她的日子、不是《收回土地條例》頒佈的日子，卻特別在牆上寫著「記二月十四」。這可能已清楚昭示了，這就是有關她生活的尊嚴問題，如果相關部門仍堅信重建不過是錢可以解決的問題，看來得改變一下思維，否則恐怕這些問題，將來還是會重演的。

十戶個案的研究報告：(4)經社區確認的空間使用者－－朱記報紙檔

經社區確認的空間使用者－－朱記報紙檔

研究員：李維怡

研究助理：王曉君、許芷盈

社區研究進行期間：2007年11月-2008年2月

個案：K20青山道404-406號地下樓梯檔

個案背景：

朱記報紙檔是由朱家三兄妹經營，從爺爺年代開始，橫跨三代到現在，已有約50年歷史。

朱記現時可以貼牆及樓梯口擺放報紙、雜誌。夜半次日報紙到達時，可利用空曠街道摺報紙。另外，青山道有分單數則及雙數，雙數是巴士站的集中地，檔口在巴士站後面，而且重建前周邊有食肆(部份更是廿四小時營業)，故，容易招徠街客。朱小姐三兄妹現時住在附近，可以三人輪流看檔。朱記的顧客，也就包括了左右鄰里、的士司機（附近為交更地點之一）、巴士乘客（正當數個巴士站旁）、保安員等等。

朱記現時無需交租，亦只需幾十呎地方，但本區最小的舖位也有百多呎，如果變成租舖，便要挨貴租，兼且得物無所用。再者，朱記已在此幾十年，如搬離這區，則會失卻了社區網絡和業務網絡。至於朱小姐，她從小學五年級就開始在報檔幫忙，到現在主力看檔的朱小姐已經49歲了，轉行非她所願。

由於年代甚久，街坊之間也信任，朱記可以充當街坊的消息傳播站，另外由於後期三兄妹決定廿四小時營業，自然地成為了街道的看守者及唐樓的看更。

企業以本傷人．小報販沉著適應

「我爺爺在五十年代從大陸走難來港，當時有很多人都會用紙皮箱在這類樓梯底霸位做檔仔。阿爺臉皮薄，不夠膽霸位，這個檔以大約一千元左右的頂手費買回來。當時買一個麵飽只需一、兩毫子呢…這位置不屬於業主，又不屬於政府，我們不用交舖租…」朱小姐唸小學時是下午校，五年級時己經開始在早上到檔口去幫手。

朱小姐父親的年代，報紙都是五毫子一份，當時大部份人每次都不只買一份，有的一次會買四、五份報紙，「最高紀錄試過有人一次過買十三、四份呢！」由此看來，賣報紙在朱爸爸而言是一份好工，雖然日出前便要開工，可是只要賣光所有報紙便可以收工，通常十時左右，比起現在大部份香港人的工作時間來說倒是難以期及的。

朱小姐小學畢業便正式出來看檔，當時報紙加價為一、兩元一份。為了增加收入以應付物價上漲，朱記和其他報販一樣，除賣報紙，也開始賣雜誌。此外，他們還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當時是七十年代，亦即香港快速工業化的年代，開始有大量基層市民成為工廠打工仔，許多人的生活作息時間與以往不同，報紙售罄的時間比以往晚得多。為了盡快把報紙賣完，「拍拖報」便在報販界流行起來。「拍拖」是一個報紙促銷的手法，即是將一分大報（例如《明報》、《東方日報》等）搭上一份馬經、狗經或娛樂報等小報（例如《天下》、《星報》等），加在一起以半價一拼出售。不過，報紙何時開始「拍拖」則由每個報販自行決定，要視乎報販何時想快些收工。

到了八十年代，報紙賣三元一份，朱小姐謂那時報業是最「好景」，百花齊放，各有風格及角度。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因通貨關係，報紙價已漲到六元一份，但由於互聯網開始普及，工廠大量外移，職業開始大量散工化及短期化，基層市民收入越來越不穩定…種種原因，令到報販的生意受到打擊。

當時，報業出現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混戰－－朱小姐一家，也被迫捲入這場大混戰，混戰情景之一，就是大家今日熟悉的賣報紙送膠袋送紙巾的方法，這種令成本上漲的促銷手段流行起來後，迫得報販們的成本都上漲。

身為報販，朱小姐當然會記得報業界最大的「以本傷人」事件，就是1995年蘋果日報創刊，出血大割價至三元一份，還不單止，有些報紙如《東方》和《太陽》，隨了減價外還會附送超市現金券。當時報紙銷路亦好起來，不過朱小姐頭腦很清醒，她當時已很明白壟斷的結果只會是「短暫的低價」。歷史也證明了朱小姐的判斷，當年報業市場上的數個巨頭壟斷已成定局，令到許多小報停刊之後，很快報紙就又回覆六元一份的價錢，而市場就當然剩下為數不多的報紙了。

然而，問題還在後面：報界市面上出現更大的「以本傷人」事件－－免費報紙，發行量更高至一百萬份 ，令到報販們承受更大的銷售壓力。於是，朱記和其他報販一樣要開拓財源，於是除了報紙，他們還會賣接近一百款雜誌，又會賣香煙、香口膠、紙巾、打火機等小小的隨身物品。同時，也因為貨越來越多，報檔不能像以往般朝行晚拆，於是，三兄妹商量後，便決定輪流廿四小時通宵營業，生活又艱苦了許多。而且，由於年中無休，三兄妹甚少三人共處，大家也沒有什麼假期。

從朱記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在以「盡賺利益」的企業意識形態所帶來的惡性競爭下，報販們工作時間的自主失去了，假期也失去了，連基本的盈利也要步步為營，被迫跟著大隊以提高成本的方法來促銷。比起朱小姐幼年的年代，現在的社會明顯是對此等小本經營的檔仔，更為不友善的。

街道的看守者．被照顧的街坊

在朱家兄妹無法掌握的宏觀經濟環境下，他們被推入了一個更艱難的生計之中；然而，舊區裡的人倫關係，仍可成為他們面對此等冷酷環境之部份屏障。

朱小姐小時候開始出來幫手看檔時，早上一早四、五點朱爸爸會帶她去茶樓飲早茶，而那些茶客也就是多年來的街坊和顧客，又有許多是流動小販，有賣菜的也有賣魚的，故朱小姐自小就認識許多在區內居住或工作的街坊。由於她自小就在現址看檔，有些街坊是看著她長大的，有些則是與她一同長大的。同時，由於朱家兄妹通宵營業，加上印刷那邊又會先送貨給他們，所以他們比便利店還要早有報紙賣。因此那些上夜班或半夜收工的人，如旁邊停車場的夜更保安叔叔、收半夜三點的茶餐廳哥哥、半夜交更的的士司機等，都時有光顧。這些很多都是熟口熟面的熟客，有時即使不光顧，也會聊聊天，街坊飲完茶會特地留個包給她，又或者會將報紙上的購物贈卷留給她。蘇記茶莊搬過來後，又會請她吃茶葉蛋。整個日常看檔的生活，除了坐著等客人、看看書看看雜誌外，還不時有些小驚喜。

在空間的使用方面，朱記的報攤位於大廈的樓梯入口，由於不想阻塞通道，於是利用樓梯兩邊柱位，向高空發展，自己設計一些木框當貨架，貼牆而上，街坊只要不投訴，就可以繼續用。同時，舊樓的設計又有大騎樓，遮陰又擋風雨，成了天然的物質保護層。這樣形成一個半公半私的空間，街坊每天出入都要經過這樣一個「過渡」空間，而且看得出來是刻意經營至方便街坊行走的空間，如此每天步過，自然會增加親切感。

反過來從一個街區的角度看，朱家在此已約50年，已成為不明文的街道看守者，在通宵營業後，更加如此，儼如街道保安員一樣。此外，原來許多熟客在不開心時，「即是像家裡不開心呀，失戀呀」的事，會跑過來朱小姐檔口，擔張櫈仔與她談心，問她意見，於是她除了看檔外，也免費兼職社區輔導員，報紙檔除了是外來消息的發放站，也是區內的一個情緒舒緩站。「不過我當然無理由講人家的家事給你聽啦。」──如此口密，怪不得街坊要找她談心。

反過來說，這些不明文的義務，又繼續容許朱家兄妹使用這個不用付費的經營空間－－香港地價高昂，在報販生意被出版企業的競爭推向艱難的年代裡，社區的不明文確認，也結成了一道安全網的力量，保護了他們的生計。又再翻過來看，在報業大混戰的年代，其實在區內的報販爭奪戰，並非由朱家主動發起，而是在其他大一點的報檔發起，朱家只是被迫參與。從發生競爭時沒有第一時間採取攻擊別人以利己的反應來看，朱家似是在意識裡含有社區規劃學者蕭家興所講的「社區認同」：「用共同的善來界定社群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生活看作是對社群之善的體驗，並以社群之善做為自我的認同。」（蕭，2002:19）

而這個社區安全網的力量，在房協進行重建，並已頒佈《收回土地條例》，強行將所有重建區內的地權收歸政府後，就更明顯了。街坊們組成了關注組，一起面對難題，除了大眾膠輪的長女周小姐外，朱小姐是關注組中的積極份子，承擔了許多義務。除了深水埗區外，更一起關注其他面對重建的街坊。由此可見，這個社區網絡不單保護了弱勢者，更成為一種共同的社會參與，成為監察官方機構行事的力量，而且這不是網絡上、傳媒上的喧囂而已，更是直接現身，親身參與的監察力量。

如是，社區的力量其實也是社會民主化的其中一環(最近各大黨派的區議會議席爭奪戰可見證這一點)；如此推論，也令人擔憂，政府不顧此等社區功能而要剷除舊區，決意要建立鼓勵人閉門閉戶的新社區，其志之堅，除了經濟理由外，恐怕也還有其政治理由。

十戶個案的研究報告：(5)一生被迫遷多少次－－新忠花店

一生被迫遷多少次－－新忠花店

研究員：李維怡

研究助理：范沁榆

社區研究進行期間：2007年11月-2008年2月

個案：福榮街494號閣樓

個案背景：

「新忠花店」的主要業務是花牌及花籃製作，花牌的製作包括送貨和在現場裝嵌。花店之取名，乃是黃先生的父親與黃先生的名字，各取一字而成，現在黃父已仙遊，剩下黃先生一人經營業務。黃先生經常覺得，他爸爸的字寫得比他好，黃父仙遊後，他仍保存一大疊其父寫的「圓包」（即是已寫在硬紙板上的字），並經常臨摹練習。新忠花店在現址營業前，黃先生與其父在元州邨建立了十多年業務和社區網絡，其後因元州邨重建迫遷，黃先生選擇現址，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讓他可以繼續與青年時認識的街坊朋友聯絡，易於探訪，保存其社區網絡。

現時的單位樓底很高，適合做花牌所需的較大空間，而門口可以直出樓梯口，令到大型的花牌可以直接送落樓梯。地方大令黃先生可儲存舊貨準備循環再用、儲存原材料、儲存單據文件、製作花牌的空間，這樣成本也可以降低，適合現時市道大不如十年前的花牌行業。

在新建築樓宇中，即使是附近的唐樓，也難以找到樓底高的閣樓，更難找到可以直出樓梯的閣樓門口。如在其他的樓宇經營，一來花牌必定無法入電梯，二來如果找不到直出樓梯的閣樓門口，則花牌必定要在樓梯間轉彎，而大型的花牌生意是無可能在這種空間經營。再加上現在樓價颷升，而宣佈重建後周邊舖位封盤的有加租的有，若要找相若租金和面積的新舖位，則需要離開這區，而租金只會更貴，生意成本就會大增。可以說，黃先生已根本無法找到其他相若、可以營業，而又可以負擔的舖位。

黃先生十幾歲開始就跟隨父親從事這一行業，廿幾歲正式學藝，這門手藝是他唯一的謀生技能。如果迫他搬去成本跳升幾倍的地方，與迫他結業無疑，這樣亦即是迫他失業。同時，黃先生十分注重生活中的人倫關係，一生人也面對了兩次因迫遷而分離的苦況，今次是第三次，故，他可以選擇不要賠償，只希望可以留在原區，與這兒的街坊在一起。

一生迫遷多少次

黃先生今年五十歲，這次是他人生中第三次事先無被諮詢的迫遷事件。第三次（亦即今次）面對的問題，上面已簡單敘述過，我們現在可以先看看他的前面兩次經驗。

第一次：黃先生至出世至約三十多歲是住在油塘的公屋邨，後來重建，他便不情願地搬到牛頭角公屋去：「搬下一個又少一家…那一層樓又少了一伙，那兒又少了一伙…心裡都是不舒服囉，街坊走呀…小時候都一起玩的嘛…去街上打波子…下去下棋又係…有時…在樓梯口捉棋…擺張棋紙…就蹲在樓梯口…」黃先生在談的是他三十多年的社區網絡，一下子就不見了。

第二次：黃先生與其父以前在元州邨街市有一個門市和一個倉，十多年時間，大概就是黃先生約二十五歲至四十二歲的期間。在元州邨的時候，兩父子經常出外送貨也不關門，完全信得過街坊，同時左右店舖的街坊也經常過來聊天，小動物又往來於不同戶之間跑來跑去。黃先生很喜歡小動物，又喜歡與街坊聊天，他總認為自己懂得的不多，多聽長輩經驗或與街坊聊天，會學習到更多。對黃先生而言，那段時間是過得很快樂的。想不到，父親過世後，十多年後元州邨要重建，身為舖戶的他，只好找地方搬。

搬家時，他與樓上和左右舖戶都有互相幫忙，搬過來現址時，是一位已搬了去海富邨的街坊，特意回來幫忙的。而當年決定租下現址，也是因為很接近新的元州邨，所以可以容易回去探望街坊。

今次是第三次了，黃先生受到這般滋擾，實在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在他五十年的人生中，兒時在油塘建立到廿多年的社區網絡不見了，青壯時期用十多年建立的社區網絡也消失了一大部份，一直與他同行的父親也仙遊了，現在雖然閣樓舖中只剩他一人與他的愛貓，但樓下仍有不離不棄的街坊，走出門口依然不到十分鐘便可見到元州邨的舊街坊。假如今次重建再次迫令他因為經濟的原因離開這兒，就只是迫令他又再面對一次離別的慘痛。

再者，以他的資金如此微薄，他就算被迫去另一個區，也只好找舊區，那即是說，不知何時又可能再遇重建，如此，叫一個人怎樣生活下去呢？

在一項1998年所做的研究當中，特別指出了是都市設計的議題上應注意到：「我們需要在居住、生活的場所環境中，去與周圍的人與事物建立長久而有意義的關係，使我們對周遭的人及地方有方向感、歸屬感，繼而產生安全感，隨著我們對環境有整全的理解，便能對其產生感情深厚的關注、關懷的投入關係。」（郭，1998:vi）

然而，在黃先生的個案中，我們卻可以清楚見到在現行的城市規劃的概念中，根本沒有庶民的位置，庶民們可以被規劃者按照他們的意思移來移去，或者招來或者踢走，彷如他們是物件或積木，不會對周遭的環境和人產生感情聯繫，又或者即使有感情聯繫，也被視為可隨意被規劃所割斷。因為，在經濟只可不斷增長的發展意識形態下，這些無法量化或計算的「人倫關係」就顯得毫無價值。然而，如果以上述研究提出的重點來看，這種「人倫關係」正是對地方產生關注與投入參與的基石，否定了這種無法量化的「人倫關係」，也就等同否定了關心社區的公民的出現，其後果，相信亦非人所願。

小動物與黃先生的社區網絡

若問黃先生他生活裡最重要的是什麼，除了工作、家人和街坊外，相信最重要就是他的小動物了，而這些小動物，又是黃先生與街坊溝通的橋樑。

在元州邨時，黃先生與街坊溝通的其中一大功臣，就是小動物。其實，黃先生曾在年幼時養過小狗，後來小狗不見了，他很傷心，造成心理障礙，不敢再接觸小動物。後來在元州邨時，有個倒垃圾的街坊在垃圾房拾到一隻初生貓，便叫他養，叫著叫著便幫他克服了心理難關開始再養小動物。後來黃先生經常拾到被遺棄的初生貓，便會到處請街坊收養，還千叮萬囑，若街坊變卦不再想養就記得要通知他，不要就此掉棄。後來別人都不養了，他便唯有自己養，因為擔心貓被人送去愛護動物協會後，若無人收養便會被人道毀滅。於是店裡多了小動物，街坊又喜歡留連逗逗貓，又成了一個「社區泡點」。同時，由於黃先生酷愛小動物，又很懂得與小動物相處，而舊區（包括舊公屋邨）內的小動物又會到處流動，部份小動物會經常往黃先生的花店跑，於是令到黄先生認識到牠們的主人，而小動物的打理又成為了黃先生與街坊的恆常話題。

元州邨重建大搬遷時，有很多貓被遺棄，他見一隻收養一隻，養到健康了就送給別人，希望小生命延續下去，不要因為重建而流離失所。現在，黃先生也經常會照料受傷的流浪貓及收養別人丟棄的初生貓或小貓，並且會保持牠們的清潔和健康，而區內的街坊有養貓者，貓生病時也會去請教黃先生，有時黃先生亦會帶著藥酒去「出診」替街坊的貓治病，當然亦因此而熟絡了街坊。當面對第三次重建，黃先生最擔心的，其實也是他的小貓們會流離失所。

其實，除了黃先生，在大眾膠輪的周先生和菜檔的羅小姐的個案中，我們都可以見到在舊區中人與小動物共存的包容空間。在這種空間裡，我們見到，人嘗試與其他自己未必可以順暢地溝通和控制的生物之間，尋求和諧共處、互相協作（猫可以幫忙抓老鼠）的空間。然而，在禁絕動物的新區裡，這種空間和溝通的學習，就會越來越少，人在成長過程中所學習的溝通模式，就會越少，相對也會增大了無法面對自己無法控制的事物的缺撼。

多元世界的環保廣告工程

黃生的花牌製作工程，其實是早期資訊沒有如此發達時的廣告。除了紅白二事，像盂蘭盛會、太平清醮、店舖新張等，花牌都是有廣告和招徠的效用的。筆者無意貶抑資訊科技的發展，只是資訊科技的發展，似乎暫時只是造就了有錢的財團可以利用電視或報紙雜誌賣廣告，其效應就是，在該店或行業所身處的社區以外的人都要來光顧。

相反，花牌的廣告效應，必然是社區性的，就只是招徠會在社區裡出現的人。在利潤必須不斷增長（請注意，不只是「有利潤」，而是要「不斷增長」）的意識形態中，花牌當然是落伍過時；但是，若從社區經濟、社會文化多樣性的角度看，也不難理解以前用花牌的年代，為何有如此多小店可以林立，為何有較多人可以用一盤小生意來養起全家人。

同時，花牌這個廣告製作工程，本身除了需要甚大空間製作和人工高以致可能構成高成本外，其他的物料也大都是可循環再用的物料（竹、紙），只要每次換上不同預製件即可，因此，成本是較低的。這樣，除了需要賣廣告的人的成本較低之外，所需物料會耗用的社會資源相對也很低，可算是一種環保工業。從這個角度看來，無論是從社區經濟的角度，還是從節省地球資源的角度來看，花牌製作的行業在社區裡的運用，其實是應該受到鼓勵的。

空間使用的信念：「協調式管理」與「規則式管理」

上述所談到對庶民的隨意搬遷的都市規劃態度，故然對傳統低成本低利潤的行業來說，是隨時會造成很大打擊，此處不贅。然而，據黃先生的表述，其實都市空間的管理意識形態，也充滿著對舊街區裡的傳統手工業的不友善。

黃先生以前在屋邨時，香港政府對公共空間的管理未有如斯沒有彈性和嚴厲，故雖然兩父子經常會在街道上製作花牌，也不會遇到太多的阻撓。然而黃先生感覺到現在的情況有所不同了，以前在屋邨，節日可以容許掛大型花牌，現在卻因商場及管理公司不允許，所以不能做了。他認為現在的管理實在「太嚴」，應該要「先了解下人家」再決定。他認為，應該要讓人在街上擺檔或者做小小工程，這樣條街才會旺，只要大家自律──讓出道路給行人，弄髒了便自行清理，「收檔洗乾淨地方再搬回舖裡」──就會「你好我好」。他認為大家，包括商舖和管理者（保安、警察、食環）應該要好好「互相協調」，管理者不應該「去到咁嚴」。

事實上，警察和食環署人員對於舊區的管轄，都較新區為鬆。這本來是好事，因為有許多由社區約定俗成的空間使用，曠日持久，已成為社區文化的一部份，一個空間可能不同時段不同用途，或同時有多種功能，這些都會由社區內部的不明文俗例和協調去約束，體現出的是一種社區的活力和自我恢復、發展的能力。然而，在新區，這種情況就截然不同了，所有空間都是有指定的功能，萬一有非這個指定功能的事情發生，執法人員／管理人員就會干預，結果，那些作出非指定功能的人，還可能會有法律上的後果。

新舊區的分別，某程度上體現出來的，就是黃生口中的「協調式管理」與現代社會的「規則式管理」之不同。前者是基於一種積極具肯定性的世界觀，相信人具有協調能力和意願。後者則是一種基於消極否定性的世界觀，相信任何事只要付諸帶有罰則的規則就可以保證有某種效果，所以人與人之間沒有也不需要有協調的能力和意願，因為「協調」有著太多未可預知性，不能控制，會花去太多時間和精力，若然發生衝突，就更麻煩了－－簡單而言，就是「不夠效率」。

然而，其實一個社區中的不協調，甚至衝突，根本不應被視為「不夠效率」，反之，更應該積極面對。路易士.科塞(Lewis Coser)在他的經典作品《社會衝突的功能》（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中指出，口頭衝突比口頭認同，特別是即刻的認同，更有連繫人們的功效。在衝突中，人們得更努力溝通，衝突的基本規則會慢慢將角力雙方拉攏。科塞指出，即使雙方最後達成了協議，彼此的觀點往往會變得更明確，彼此的認識也會更深刻。(Coser，1956)如此看來，不論是互相協調或是互相衝突，其實都是一個社會達到平衡的必須過程，而不是一味由上而下地強調「和諧」，社會就可以真的有「和諧」。然而，不論互相協調或是互相衝突，歸根究底都是要人花時間去處理人倫關係的，而似乎在香港的當代情況裡，舊區的生活模式，更能潛移默化地令其居民學習並具備此種品格。

兩個問題

讀畢黃先生的個案，相信細心的讀者會發現至少有兩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如果這個社會的文化是認為：當人處身於自己不能控制、不能預測的事物或其他人之間，若需協調，就等同於「費時失事」的話，那麼這個文化賦予一個人的「不費時失事」的事情，到底是什麼呢？為何那些事情，可以具有比「處理人倫關係」更為高的價值而須優先處理？我們在用何種準則，去評斷這些價值的優次呢？

二）一般人都會認為拒絕遷出舊區的居民，都是一些「頑固」，或者「守舊」，或者「怕面對變動不居的世界」的人。這裡，我們即管先不談為何一些人要在沒有協商的情況下，遵從另一些人所製作出來的「環境轉變」。即使不談這些，從黃先生的故事裡，我們看到的舊區生活，卻是不斷要面對各種不可計算的生活變數，不斷要花時間與自己不同的人去協調，亦以自己的步調去切合著環境的轉變。同時這些與人協調的過程，也會成為一個人成長期間一面自我反照的鏡子，讓人的成長裡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參照基數。換句話說，若非一個由上而下強加的推土式重建的發生，舊區的生活是可以自我調適和發展的。

反而，現代商業社會過於著重可計算和可預測性，進而將所有協調空間刪去，轉而將硬性的管理規則寫入各種空間裡，卻很可能令到裡面的人，除了「按本子辦事」之外，失卻了與未知的周遭協調和對話的能力，人在成長過程裡也失卻了許多參照基數。因此，很可能現代社會的計算邏輯下培養出來的人，是更沒有能力去「面對變動不居的世界」。

據此，我們的社會發展在進一步觸碰任何舊區之前，似乎應該全盤重新考慮舊區的生活形態，在現代商業社會裡的存在價值，才可開始摸索未來可持續的發展方向，到底在哪裡。

十戶個案的研究報告：(6)社區安全網和志向的滿足－－大眾膠輪

社區安全網和志向的滿足－－大眾膠輪

研究員：李維怡

研究助理：鍾麗麗

社區研究進行期間：2007年11月-2008年2月

個案：元州街422號地舖、樓梯舖及閣樓

個案背景：

周炳光先生擁有1050呎地舖加1050呎閣樓，再加一個樓梯底舖，當中空位可放三台私家車，再加數輛電單車，以及大型的機器，舖位樓高可以容許周先生在天花制架存貨。閣樓則是貨倉，可儲放大量存貨、單據文件，另後巷及前街可暫放器材工具、門前馬路可以停泊兩排車。

這一段於昌華街／興華街間的元洲街是旺街，除平常街坊會將車拿來修理外，亦能吸引街客，例如輕型貨車及的士等。

周先生為大眾膠輪之第二代，而大眾膠輪在本區經營了約50年，單是於重建區內的元洲街都已經營了26年，並於04年搬到現址。現時其父，亦即創業者周容波，亦會經常於店舖中看店及與街坊聊天。

由於現在的新樓，大都不容許車房租用地舖，亦不容佔用、購買作車房用途，所以根本不可能找到新樓繼續經營，而舊樓則愈拆愈少，他很難再找回一個如此闊度，既可泊兩行車又可存貨的地方。如果將舖面和貨倉拆開來，他將要有更多員工，因為當倉、車房分別位於不同地方，零件搬運等事皆需找人特地遠道往還，一方面成本增加，另一方面費時失事。周先生很希望可以在重建區裡保留一個空間，寧願不要賠償，只要讓他與同業可以留在此地繼續經營。

不需要招牌的生意

大眾膠輪現今的特色之一，是舖面掛著「日日潔洗衣」的牌匾，但正式的「大眾膠輪」招牌卻在隔鄰的舖位。

周先生非常有自信地告訴筆者：「我做車房幾十年，站在門口就是生招牌，幹嗎還用招牌！」

另外，由於見到附近有好多間車房，即使現在仍不願搬遷的仍有三間，於是筆者問及同業競爭的問題，周先生表示，其實客人多，根本不擔心競爭。雖然都是車房，但其實專攻不同的服務，就如金泰汽車是專事汽車修理的，哨牙林和大眾是做車軚的。其實重建前更多車房，只是那些車房被房協嚇怕，所以走了而已，如果不是重建的話，近十間車房同在這區，大家生意都不成問題。

在這個重建區內，筆者第二次聽到無需招牌都可以做生意，而且有生意，生意好的講法（第一次是來自菜檔的羅小姐）。相信這也再一次說明舊區的可能性－－由於租金的便宜，讓小本經營業者不需靠昂貴的廣告、品牌效應等方式，而是直接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服務的品質，每天以真身駐紥（而不是透過傳媒的廣告的「假身」駐紥）在你生活裡。這就是容許小本的經營之可能，同時也是一個公平的商業社會中應該容許的多元可能。

工作、志趣、家庭生活合一

「我的志向是做車房。」周先生自豪地說。

車房是周老先生周容波的事業，周先生把它承繼下來，並高興地與弟弟一同經營。現代社會中很少人能夠滿足到兒時的「志願」，在這一點上，周先生可算是幸福的。

周先生是車痴，愛車如命，所以也交到一些車痴的朋友，故此，也就多了兩部名車在店中「坐陣」：一部白色老爺車MG，車牌1951亦是出廠年份，一部黃色開蓬MINI 。兩架名貴的車子是由另一位已過身的車痴朋友轉讓給周先生的，而他就長期把兩部愛將放在店中坐陣。

亦因為做車做了幾十年，周先生認識非常多與汽車有關的人，所以間中也會做點車子買賣的「副業」。同時，更常因為有兩架名駒在店中，而招來租車生意：例如海洋公園和馬思龍就分別向他租過這兩台車作為拍廣告用途。另外，有兩架名車坐陣，亦讓路過的街客另眼相看，知道是懂車之人，也會放心讓他們修理車軚。

周先生就這樣用這間車房的生意養大了三個女兒，女兒們小時都經常逗留在店舖中，做功課吃飯等都在店中解決。女兒們小時候會在街上與其他街坊的孩子們玩超級大的「跳飛機」遊戲，有時見到樓上視力不好的老人家下來，周先生夫婦會叫女兒帶著老人家過馬路。孩子們就在這種社區生活中長大，到大女兒結婚時，就是用黃色開蓬MINI做花車，二女兒結婚時，就用白色MG老爺車來做花車。

另外，除了周先生和周老先生天天逗留在店舖中外，一些亦朋友亦伙計的男士，還有周先生的弟弟也在店中工作。店內掛著一張大彩照，不小心看以為只是普通的賽電單車照，仔細看時會見到車上貼著「大眾膠輪」四字，而正在賽車的人，正是周弟弟。

由於周先生父子在本區經營時間甚久，與大部份街坊都算認識，有時樓上街坊會下來坐坐、閒聊，也有街坊路過疲累時會坐下來休息一下。每天約傍晚六點，周先生與伙伴們都會開罐啤酒休息一下，街坊如路過也可能坐下喝一杯，然後繼續開工，如此地過著每一天。

如上所言，周先生的店舖面積甚大，而且，重建前租金只有$14000 ，門外夠闊可以泊兩行車，實在是很難再找到如此舖位，但周先生卻能告訴你，他這幾十年在這一帶重建區裡面像個「品」字形搬來搬去，每個舖位都有其有利之處，這正顯示了因為舊區租金便宜空間又大的有利條件，始令一間大眾膠輪才可以既讓周先生達到理想，又可以負擔得起那麼多人的生活，而且除了服務客人外，還可以為區內的街坊帶來許多歡樂。

這與社會裡的一句常聽到的、對讀書不多的人常用述語：「理想與現實總有距離啦」，有很大的出入。或者我們從最基本步開始思考：為何我們要經營一種讓許多人的「理想」與「現實」都有很大距離的社會、政治、經濟和發展模式？又或者，為何「發展」必須破壞一些人現存的「理想生活」，來造就另一些人的「理想生活」？這樣做的社會倫理基礎何在？

社區安全網所養育的孩子與小動物

大眾膠輪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小動物多。

「我老爸非常喜歡動物，但因我阿媽不喜歡動物，於是老爸就將所有動物都養在舖裡面。」周先生的大女兒如是說。據她說，她小時候，店裡有鸚鵡、貓、（被她叔叔畫了一條nike眉的）狗、母雞、貓頭鷹，甚至有客人送過一隻穿山甲和一隻駝鳥給周先生！

以前那隻綠色的鸚鵡是街坊們的心頭好，放在店面，天天那些學校的學生、寫字樓的小姐們，還有樓上的街坊，都會午飯時間或下班時間圍著鸚鵡逗著玩，鸚鵡見女孩子都叫「靚女」，女孩們又餵牠吃糖果，舖面很熱鬧，把街上的氣氛做得很好。現時店裡只剩下一隻鸚鵡，叫BOBO。以前那隻以經過了身，街坊不時問起牠，不過現在家人找人幫那隻鸚鵡做了個標本放在家裡，而現在這隻BOBO，雖然很黏周先生，但卻不大會說話，周先生現時將牠安置在店後的天井裡。以前那隻有nike眉的狗，會到處跑，跑到那裡大家都知這是大眾膠輪的沙皮狗來了，會逗逗牠，牠也很習慣，樂得與大家打打交道。

舊區裡面，小動物和小孩子的流動性大，大人們也對他／牠們不持防避之心，容易認識，而因此也令到其父母或主人會與其他街坊相識，也容易打開話匣子，容易相熟。這也是在不准養動物，又喜好把孩子關在屋裡或由家庭傭工看顧的新區裡不太有的狀況。再進一步說，即使建立一個新的中下層住宅區，將所有孩子集中在社區中心，這樣，也是將照顧孩子的責任，從社區街坊的身上拿走而外判了給專業社工，如此產生的效果，則未必是家長之間熟絡，而是家長與社工之間熟絡，與該社區裡面自發形成的生態有很大的差別。

再者，如果參照上述周先生夫婦在街道上養育三個女兒的方式，也會與在主流社區中心裡的教導方式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孩子在街道上雖有其他孩子作伴，平時在學校也是與年紀相若的孩子一起，但街道生活裡也有大人，有許多事情發生，作為孩子成長的參照系統；但社區中心照顧孩子的方式，與學校一樣，是一至兩個社工面對一大群孩子－－兩種方式對孩子的成長有絕然不同的影響。其次，周先生夫婦是教導孩子在生活裡遇到有需要幫助的人，便要馬上伸出援手，這樣作為一種生活的基本態度和方式；而學校和社區中心裡，「幫助有需要的人」的機會，會出現在特別安排的、與「日常生活」有一段距離的「義工活動」中，這些「義工活動」在孩子們心目中，可能與讀書的科目、校服要整齊一樣，未必與他們的內在世界相連。

在周先生的大女兒身上，也能很明顯地見到這種街道生活教育的良性結果－－在發現重建原來是「大件事」的時候，周小姐是第一個主動伸出援手去協助其他街坊的人，幫忙不識字又被房協發告票的伯伯；協助不會看官方文件的街坊等等，在正職工作以外要辛勞地處理街坊個案。這種無償勞動看在很多人眼裡，也許覺得她特別心地善良，或者特別「看不開」，但如果理解到她在深水埗街道上長大的過程，她現在的做法實在是自然不過，順理成章。

在此我們可以借用一個反例。專事研究現代商業社會中人際關係危機的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施尼特（Sennett），在他的名著《職場啟示錄》中，就提到一個小顧問公司的老板－－瑞可－－作例子：「…他希望能為兒女立下有毅力、有目標的好榜樣，『可是你不能光靠嘴巴說說』，他必須以身作則。立下榜樣這點他已經做到了，就是努力往上爬，但是這早已被他的子女當作天經地義的事情，是一段已經過去、不屬於他們的歷史，一段結局已定的故事。但是他最擔憂的是，他無法拿他工作上的實質表現作為小孩的道德榜樣，因為事情做得好和品格良好不能畫上等號。」(Sennett，1999：22)

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在深水埗這個舊區的小店舖裡，在日常生活、志趣與工作合一的空間裡，卻有著現代商業社會上班一族難以期望得到的家庭教育關係。作父母的有機會以身作則，他們一切的待人接物、社區關係、工作方式、辛勞程度，都會看在兒女眼中，潛移默化，同時，一家人也有更多機會溝通了解、互相扶持。

前一陣子傳媒力吹天水圍的倫常慘劇，街坊聽到都異口同聲的反應：「在我們這兒就絕不會發生這種事。」從這些自然的反應，就可以看到他們對社區安全網的信心，與他們活在這兒的安全感－－因為，這個社區安全網是他們自己用多年去參與和締造的，當然是有信心。這種舊區裡由社區成員所主動設置的社區安全網，與現代香港社會吹捧的閘門社區（gated community）式、由保安員和重重關卡設置所「保證」的「安全感」（和「優越感」），是兩種大大不同的世界觀。

筆者無意誇大這種舊區街道生活的優越性，只是想指出街道上的社區生活，裡面蘊含的社會意義及可能性，是如何細細密密地織在生活細節中。其細密之處，根本無法用現代社會的廣告語言去概括和吹捧，是以在舊區裡對自己的生活感覺良好的街坊，總好像很難講得清楚其生活之妙處。這是因為，社區安全網的力量，其實，就是建築在一些大家都以為正常不過和「瑣碎」的事物上面－－但我們不能忘記，所謂生命中「難忘的時刻」其實不多，生活的重量，其實都是建築在眾多瑣碎、微弱而重覆的累積之上，進而衍生其力量的。

十戶個案的研究報告：(7)三分二的生命都在這裡—哨牙林補車呔

三分二的生命都在這裡—哨牙林補車呔

研究員：李維怡

研究助理：梁裕民

社區研究進行期間：2007年11月-2008年2月

個案：興華街5號地舖連閣樓

個案背景：

現任的店主林先生為店舖第二代，林老先生於1969年開始在現址經營，該店在現址經營接近40年。

林先生擁有地舖連閣樓共約1000呎，可儲放大量存貨、單據文件、大型機器、後巷及前街可暫放器材工具、林先生的姐姐在舖中有寫字枱可辦公、地舖兩面單邊，兩面皆可泊車。這一段是旺街，除平常街坊會將車拿來修理外，亦能吸引街客，例如輕型貨車及的士等。哨牙林補車呔的顧客來自全港各地、舊區街坊、附近工廠區。

現在的新樓，大都不容許車房租用地舖，亦不容佔用、購買作車房用途。所以根本不可能找到新樓繼續經營，而舊樓則愈拆愈少，他很難再找回一個可以兩面單邊停車，又可存貨的地方。如果將舖面和貨倉拆開來，他將要有更多員工才有可能成事，因為當倉、車房分別位於不同地方，零件搬運等事皆需找人特地遠道往還，一方面成本增加，另一方面費時失事。

現在樓價颷升，而宣佈重建後周邊舖位封盤的有加租的有，若要找相若租金和面積的新舖位，則需要離開這區，但那些地方又不會比這區旺，租金又只會更貴，生意成本就會大增。林先生自少跟隨父親做這一行業，從小到大沒有離開過深水埗這間車軚店出外打工，現時林先生與他姐姐皆靠這間店舖維生，如果將來成本大幅增加，無異於迫他結業，以他們現時的年紀，轉行實非所願。

街區的觀察者

林先生的店在轉角位，兩邊可以泊車，而他從小學五年級十一歲開始在舖頭幫忙，他人雖然話不多，但每天在街上生活，對周遭的環境卻有許多的觀察。

林先生小時，旁邊的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還是一片海，他父親與他是見證整個填海工程的。他笑言，小時候游泳不用去游泳池，也不用買水泡，用車輪裡黑色的內膽就可以了。重建前，他店舖所屬的這楝樓，是屬於一個在西環開海味舖的老婆婆的。據他講，婆婆似乎不很在乎租金，一直以來都平租給他們，就算加租都「會體諒我們搵食艱難」，所以「加得好溫和」。至於樓上，二樓曾經是婆婆的親戚住過，但親戚搬走後，就沒有再租給別人。另外，四樓還有一個家庭式的紙盒廠。紙盒廠是做各式生意的紙盒，如燒臘、鞋盒、蛋糕盒等，明顯是作為附近工廠區的支援。然而，後來九十年代大量工廠北移，紙盒廠式微，而據林先生講，「老板又爛賭」，故，紙盒廠是「半夜走佬」，連機器都遺留在樓上。三樓則是板間房，分租給不同的人住。閣樓則曾有一個做成衣批發的，走的時候還送了幾件衣服給他，訪問那天正好穿著。

在這裡幾十年，對他周邊的事物他都有所觀察，對於鄰里之間的關係，他只用簡單一句就概括得很清楚：「小朋友在街上走一轉，每間舖夾一箸菜，就吃飽一餐飯啦！」

另外，由於林先生所經營的是車房，其業務是有關流動於區外與區內的車子。因此，如果說菜檔、士多等類型的店是最會了解區內街坊的情況的話，車房行業的人，應該是最了解這一區與整個社會的關係的人。當問到他的開工時間，他說以前開七點，筆者問他開七點有沒有車，他似責備筆者不知自己享受著很多人的辛勞工作成果似的，教訓筆者道：「車通宵行，川流不息。無車行？有無搞錯呀…好多車要朝早開。你食的麵包，人家未天光四五點就要起身送貨啦。那些麵呀，粥粉麵飯的舖，人家未開檔之前就要供應給他們啦。還有豬肉呀。好多生意都是半夜三更都開門，報紙也是啦。（笑）所以說你啦，『無車行』！多少東西是靠這段時間運送呀。朝早落街要買到報紙，那份報紙人地兩三點鐘就開工做啦！」

至於林先生的工作，原來大量時間都是補車呔而不是賣車呔，筆者見他對著一個大車呔，用自製工具搞了好一段時間，補完車呔就裝回車上，原來這樣補一個車呔，只收到幾十元。可能由於自己工作辛勞，所以他平時面對許多正在辛勞開車送貨的司機，也會有一份認同，一份尊重的觀察，這種心情在面對筆者的「無知」問題時，就流露出來了。

自重的經營態度

同時，這種尊重，似乎也是自重的反映。林先生在談及自己的店舖時，不禁數次提到，自己「三分二的生命都在這裡」。

這是在說，這兒有他用三分之二的生命，當中每天早上七點到晚上八、九點的努力，來建立得到的生活。雖然，他自言後期「懶了」，遲至九點才開門，但其實都是因為工廠北移所致，工廠區之旺已不比從前，不過，這小生意仍然是夠維持生活的。其實，深水埗是向西北的其中一個交通樞紐，而他的開工時間，好明顯是與鄰近工廠區或向北運輸的業務相掛鈎。而這種彈性，很可能只有像深水埗舊區這一帶的小車房可以提供得到，如果大型公司的車房，就不大可能有這種彈性，可見，也是像哨牙林補車呔這類小型店舖為整個經濟發展帶來的貢獻。

林先生對顧客的態度，也是很有原則。現代商業社會裡服務業都是「顧客至上」，但這種小店裡，不是顧客要什麼他都贊成，甚至即使有大豪客肯買數千元一個的車呔，也不代表能獲得他尊重。談及他的業務時，他表示，店裡的車呔由數百元一個到數千元一個都有，「其實都是在地上滾，所以人好多時都是買個虛榮而已。」

然而，又不代表他對顧客很冷漠，事實上他與顧客的關係又很不錯，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店裡的坐廁壞了，有客人在街上見到被棄置但仍完好的坐廁，就特意抬上車運過來送給他；以前旁邊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的學生，出來工作後買了車也來找他。可以說，顧客不會是他的主人，而只是顧客，談得來也可以是朋友，是朋友就互相照顧，就這麼簡單，合情合理，不卑不亢。

招牌上的「哨牙林補車呔」所指的「哨牙林」，是指林老先生。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宣傳，林先生笑著賦予它一個很有尊嚴的解釋：「改這個名要很有勇氣，會給人嘲笑嘛，不過，改了之後，包保只此一家，人人記得，不需買版權！」自己給自己改個讓人笑的名，但不是用一個自卑的狀態，而是以一個非常有自信的態度去做這件事：對自己，和對身邊的人。

深水埗這兒本來有好多與他差不多大小的車房，問及競爭的問題時，林先生又笑筆者了：「大家修車都分門別類的，我修車輪，他就修車身，那一個就修機器。即是會分開的，電器、冷氣都有分科。即是好似醫生一様，有人醫眼耳口鼻，有人醫手腳，有人醫心臟。會分科囉，我們就無什麼爭的…沒有說生意是誰的，錢通街走對不對，不是一個人可以獨攬的。」

言談間，林先生也表現出對現在做車的行業的一些批評：因為現在的車子的款式變得很快，以前出了新款的車，車輪位置是不變的，大小也差不多，現在車子變款式，車輪也跟著變，而且變的速度相當快，大概兩三年就變一次，害得做車呔行業的，一定要有足夠地方同時放很多款貨才可以做得到。

當然，這是消費社會內消費品高速失去滿足其主人的能力而要被棄置的狀態，同時，也是車呔專利商以高速賺大錢的方式，於是像哨牙林這種店舖，就只能提高成本去遷就。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狀態，和林先生和區內很多行業都有的那種「有好處不可以獨攬」的經營態度，是截然相反的。然而，後者的態度，卻正是令到一個地方的經濟可以平等分配的重要態度。

廢物再生的社區經濟系統

除了經營業務的方式外，林先生對已經沒有用的東西，如客人換下來不能再用的車呔等，都另有用途。

重建區以外，深水埗有一家叫做「友記車仔」的木頭車製造檔，檔主李先生夫婦都幾十歲，李伯伯更是做了五十多年的木頭車，是行內著名造車穩妥的專家。李伯伯的秘訣之一，就是車的木輪子外層，一定會包一層汽車車輪的膠，另外，木頭車的軸承也是由廢棄的汽車零件拆出可用部份而製。現時，林先生就是其中一個會免費供應這些廢棄零件給李伯伯的車呔舖。

這種社區內的循環系統，儼如一個簡單的環保回收業，亦可以處理掉一部份因消費社會的高速變換而產生的浪費，指出了一個非常有潛質的可持續社區發展的方向。可惜，這些彷彿都不會是政府對經濟發展的想像。

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的意義

最近，特區政府大力鼓吹可持續發展，更成立了可持續發展基金，於是筆者特意查閱一番與可持續經濟發展有關的書藉，當中第二章的《可持續發展的意義》中有這樣的一段：

「經濟發展是要達到一系列社會目標…(i)個人所經歷的「效益」的進步。「效益」這裡可簡單地理解為『滿意』或『福利』…(ii)維護現有的自由和改進現有自由不充分的地方…(iii)自我尊敬和自我尊重…從這個方面解釋，經濟發展是遠比經濟增長廣泛的概念。」(Pearce, Markandya and Barbier, 1989:29，粗字體為筆者所加)

如果我們了解這個想法的前瞻性，那麼一個社區的「經濟發展」得以「可持續」，必定會維護街坊現有的自由，或更改進現有自由不充分的地方，讓他們得到自我尊重的可能；而不是推倒現有的人的生活，然後讓另一些人的自由擴大到原本不屬於他們的地方裡來。如果用這個框架來看林先生的個案，他現有的生活已符合到三個目標，實在找不到任何在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下，促使林先生應該要搬走的理由；反之，若要林先生搬走，則會令他的生活忽然不能達到以上三點。

由此看來，純粹把林先生和其他街坊趕走然後建高樓大廈的想法，以可持續發展的眼光來看，只是狹窄的「經濟增長」想法，而遠非有視野和遠見的「經濟發展」的想法，實宜慎重三思。

十戶個案的研究報告：(8)前舖後居的車房兼社區中心、環保回收站──金泰汽車

前舖後居的車房兼社區中心、環保回收站──金泰汽車

研究員：李維怡

研究助理：王曉君、許芷盈、陳嘉兒、葉潔芳

社區研究進行期間：2007年11月-2008年2月

個案：K22 興華街11號地舖連閣樓

個案背景：

金泰汽車維修公司的店主李先生，十幾歲開始就出來開業從事汽車維修及買賣，之前在大角咀居住及經營車房已二十多年，與前妻離婚後搬離該區，然後租用現址。

李先生在深水埗現址執業已五年，他的車房店面前舖後居連閣樓共約1000呎，可儲放單據文件、大型機器、後巷及前街可暫放器材工具、門前面對興華街的馬路可以停車、舖內亦有足夠空間可停一輛小型客貨車。這一段是旺街，除平常街坊會將車拿來修理外，亦能吸引街客，例如輕型貨車及私家車等。

另外，車房是前舖後居，有廚、廁、睡房、起居空間，李先生笑言：「返工零距離」，能大量節省住的費用及交通費用。失去車房，意味著將來可能要分開租住所和店舖，生活成本大大增加，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生活質素料必下降。

現在的新樓，大都不容許車房租用地舖，亦不容佔用、購買作車房用途。所以根本不可能找到新樓繼續經營，而舊樓則愈拆愈少，他很難再找回一個舖內舖外都可以停車，又可存貨的地方。況且，現時的街坊會介紹一些他們的顧客給李先生，如旁邊的車胎店、電池店、汽車冷氣鋪，好像分工一樣，共同進行與汽車維修相關的工作，亦等於互相補足。

現在樓價颷升，而宣佈重建後周邊舖位封盤的有加租的有，若要找相若租金和面積的新舖位，則需要離開這區，但那些地方又不會比這區旺，租金又只會更貴，生意成本就會大增。

現時鋪內只有李先生一位老闆兼員工，如果將舖面和貨倉拆開來，他將要有更多員工才有可能成事，因為如果倉、車房分別位於不同地方，零件搬運等事皆需找人特地遠道往還，這樣成本將會大增，對於李先生來說亦不可能。而李先生從十幾歲開始做車房，轉行實非所願，所以希望在重建區內保留一位置，讓他與同業可繼續保持自己原有的生活，更表示如果可以一呎換一呎，可以不要任何賠償。

而且，車房為街坊聚會場所，會不時有聯誼活動進行，以前亦會不時照顧區內獨居老人之飲食，又會在街坊外出時協助看顧兒童，車房的消失，也意味著社區內這樣一個具社區中心功能的空間的消失。

返工零距離，老公零距離－－提高自我掌握的能力

現代的都市發展傾向將工作與家庭生活分開，而都巿人每天都花很多時間在不愉快和擠擁的交通工具上。然而，舊區特有的前舖後居的可能，卻保護了部份低營利的店舖，不單可以節省交通費，更可以將生活與工作放在一起，生活一體化，不會被分割。同時，近年物價上漲，交通費更是香港人沉重開支之一，雖然巿民對車資上調無能為力，可是前舖後居所促成的生活工作一體化，卻使李先生不用無奈地面對交通費上漲，多少令他在這種社會中多了一點自主的空間。

再看李先生及現任太太的生活空間，有不少有心思的自製物件。例如，反過來吊在屋頂的抽氣扇，不能抽氣，卻是因為李太投訴夏天煮飯很熱時，李先生的創意設計。另外有充當碗櫃的舊雪櫃，「雪櫃真的比普通碗櫃好，因為它是密封的，可以防蟑螂、螞蟻…」;還有設計在天花板的鐵絲網，把雜物放在膠袋中，再用S鈎掛在鐵絲網上，既方便又經濟。同時，為了方便溝通，李先生將睡房用落地大玻璃隔開，裝上大窗簾，這樣的設計，令在睡房看電視的李太，可以揭開窗簾就看到李先生是否接近完成工作，預計時間煮食，讓李先生一收工就有飯開。

由於這種舊區的地舖有足夠大的空間和夠高的空間，所以當車房要同時滿足工作和起居的需要時，就有很多空間可以讓店主發揮創意。同時，前舖後居令到負責家庭生活的李太又同時可對李先生的工作空間給予意見，而李先生也不會因為工作而不會注意到李太「夏天煮食時很熱」這種廚房「瑣事」。這樣的生活，不單令到李先生「返工零距離」，也令到李太「老公零距離」，互相支援，自然感情增進。舊區所提供的空間，讓生活在內裡的人，擁有現代上班一族難以期及的家庭關係，以及對自己生活時間表的掌握權。

微型社區環保回收中心

車房的天花板，如上所言是用來放雜物的，包括待用的紙巾、附近茶餐廳丟棄的大型沙律醬膠樽、抽氣扇、汽車零件，還有不知名的小物件。李先生表示這些都是「之前用剩的或人棄我取的材料」，雖不知有何用，但有需要時特別去買就很貴，由於車房空間足夠，便先放著，以免日後花錢。

再看車房四周，都有一些廢物利用，如大型的膠樽打直切開，就搖身一變成了一個有手把的零件盛載器等等。這個小區本來就有許多車房、五金業，大家的物資丟棄出來時，可能旁邊的店舖合用便可取。尤其是做維修的，往往除了行家的用具之外，還會有店主自製合用的小器具，而這些小器具，又往往只需相似的行業間「人棄我取」即可製成了。

這樣也可以看到一些行業的群聚效應（clustering），而車房、五金這些行業若要群聚，也非要舊區不可，因為新樓大多不容許這些行業在其地舖進行。

共享空間．社區參與

李先生的車房，可以理解為三個部分：後面是住家、前面用來開工，而中間是兩者的緩衝區，是日常起居、店舖與儲物空間。

車房向著興華街，街道寬闊，舖旁又是一條直通元州街的寬闊大巷（其寬的程度，應可稱作「路」），舖前的馬路又有一排用以隔開興華街兩邊行車線的樹木，提供了一個開揚的空間感。而前舖後居的私人與公共空間則沒有明確地劃分，所以街坊有時會過來閑聊，而修理的手作又可容許李先生一邊做一邊聊，而李太更可以與街坊聊聊天，交流生活心得。

另外，李先生亦很樂意用車房作社區活用途，燒烤、打邊爐、開街坊會、照顧獨居老人飲食、協助街坊照管兒童等，有時李太煮菜也會叫旁邊哨牙林的林先生、新忠花店的黃先生過來吃，有講有笑。李太仍常有回鄉，很習慣也很喜歡有社區的生活。同時，由於車房的生活空間、工作空間沒有分開之故，一走入車房就等於走入了李先生的家，增加了街坊的親切感。

美國著名的建築設計師約翰．波特曼（John Portman）就曾指出一個「共享空間」的建築空間概念：「共享空間的想法是基於人類希望從侷限中解放出來的觀點。在一個空間裡如果不只是一件事在進行，同時也進行著其他的活動，它就會給你精神上的自由感覺。」（Portman, 1999：115）而精神上的自由感覺，是會讓人較為容易放鬆的，故此，李先生在這車房雖然只有五年，但其車房卻是輕易滿足到一種社區中心的功能，讓街坊輕易感到可以在此聚集，大概也與波特曼這種觀察有關。

然而，這種社區中心又有異於那些設備先進齊全的社區中心，例如一起吃飯、開會有時會不夠椅子，於是街坊就要自己拿椅子來；李太一個人無法煮幾十人的份量，大家就一人煮一些拿來一起吃；如果開會要看影碟，李先生便打開睡房的窗簾，大家就請移玉步聚集到車房的左手邊，才可以看到大電視。

不同，就在於：使用李氏夫婦提供的這個共享空間，其條件就是主動的參與。

這種主動的參與除了意味著一種對個人的品格要求，也意味著社區成員之間互相依存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可以被視為舊區生活文化向當代商業社會模式提出的一個詰問：

「…先要挑戰一般人把依賴和獨立視為兩個相反的觀念。我們不假思索地接受弱勢、依賴的自我和強勢、獨立的自我這兩種對比，但是如同成功和失敗的對比一樣，這種對立簡化了現實。心理學家包爾比(John Bowlby)觀察到『自立自主的人並不像文化刻板印象所假設的那麼獨立』；在成人生活中，『健全的自立自主者』應該是要能夠『在需要時依賴別人，知道依賴誰』。在親密關係中，害怕依賴別人等於無法信賴他人；如此反而讓防衛心主導一切。」(Sennett，1999：202)

現代商業社會的「彈性資本主義」(flexible capitalism)，為人倫關係所帶來的危機，在西方已早為許多不同學科的學者所關注，施尼特在他的經典著作《職場啟示錄》中，提出了一個當代社會的嚴峻問題：「誰需要我？」（Sennett, 1999,：210）－－他指出，企業和政府都為了賺取最大的利潤（或省回最多公帑），於是將所有勞工都變成了彈性、短期合約，整個社會就會「在缺乏互信、沒有理由被人需要的組織中散發冷漠。它透過把員工當作可有可無的企業再造中散發冷漠。這種種做法明顯而殘酷地減低了人的價值感，以及被別人需要的感覺。」（Sennett, 1999：211）而唯有被需要和被信任的人，才會感到自己在另一人面前，也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因此，「品格」也只會在感到自己被需要和被信任的人的身上，才會完整顯示出來。因為，「品格牽涉到我們自己所珍惜，也希望被人看重的個人特質。」（Sennett, 1999：10）

如果根據施尼特的思路，那麼，在李氏夫婦這間金泰車房當中所顯現的舊區品質，實在自然地散發著一些應當在當代社會中應要重新發揚的精神，而「保育」一詞，也應當因而有了新的意義。